1945年，日本投降了。那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北平老百姓别提多高兴了。大家在街上放鞭炮，老人们扶着孩子在胡同口张望。那个时候，人们都以为好日子要来了。可是，这只是短暂的喜悦。1946年一开春，情况就变了。米价涨了一百倍，棉布价涨了八十倍，普通市民吃饭都成了大问题。物价涨得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快。德米特里·凯塞尔是个美国摄影师，他1946年春天拍的照片里有很多底层劳动者的身影。正阳门大街上有平板车苦力在干活儿，他们从西直门一直把煤球拉到东四牌楼，足足三百斤的重量呢。黄包车夫则在车篷下打盹儿，饿了就用铜板换两个火烧充饥。估衣摊和旧家具市场成了当时北平最热闹的地方。东单大地上的估衣摊从早摆到晚，衣服成色好的能卖五块大洋，成色差的也就三百铜板。有些旧衣服还是八国联军那会儿留下来的赃物呢。旧家具摊上还有八仙桌、太师椅这些老物件，上面写着"某某府用"，最后都被老百姓三折五扣买回家了。 当时国民党警察是这城里最不受欢迎的人。他们穿着黑制服，腰间别着木棍，常在胡同口设卡盘查路人。报纸上说光是前门大街一带就发生了十几起警察打人的事儿。有一回一个巡警索贿没成功，居然把卖糖葫芦的老汉推倒了。这些警察还经常镇压学生运动呢。 公共空间也变得特别荒凉。紫禁城外原本热闹的午门前现在只有零星游客拍照；天安门广场上荒草都长到脚踝了；北海公园的九龙壁上彩绘剥落得厉害；白塔的塔尖也藏在雾霾里看不见了。就连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也没多少人逛街，绸缎庄的伙计靠着柜台打盹儿。 社会变迁特别慢，民俗还是老样子没变过。骆驼队还是在胡同里穿行；花轿迎亲还是八抬大轿；葬礼上孝子贤孙还是穿麻衣孝服举引魂幡办丧事。只有街边小吃稍微有点新意——什刹海边开始卖麻辣烫似的涮串儿了。 抗战胜利时的希望到了1946年都成了泡影。国共内战搞得经济失控物价飞涨，民生又陷入了困境。那时候的人们为了下一餐饭发愁着呢。直到1949年后北京才真正迎来复苏的春天——有轨电车又在前门大街跑起来了；工人夜校在胡同里开课了；工人新村也在城郊盖起来了。 历史学家看到这些照片都觉得挺感慨的——它们既记录了战争的创伤余痛，也预示着旧时代要结束了。那些在垃圾堆里翻找东西的贫民、寒风中瑟缩的黄包车夫、估衣摊前讨价还价的市民们……他们共同构成了北京最真实的历史切片。真正的改善生活还要等到新时代的曙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