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近日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退出66个被其认定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这个决定意味着美国单边主义更加码，也再次冲击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 从规模和范围看，此次“退群”力度罕见。涉及的66个国际组织覆盖气候治理、人权保障、文化合作等多个全球治理重点领域，既包括联合国框架内机构，也包括独立国际组织。相较以往集中于单一议题的退出做法，这次影响面更广，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扰动也更为系统。 这诸多举措折射出美国对全球治理的认知正发生明显变化。首先是利益观的变化。美国政府将“美国优先”作为几乎唯一的决策标尺，把参与全球治理视为“替他国买单”，淡化共享共赢理念。这种狭窄的利益定义忽视了美国自身发展与国际合作的相互依赖，甚至以短期政治收益为目标，牺牲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其次是责任观的变化。美国长期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显著的政治、经济与战略收益，但当前政府更倾向将国际责任视作财政负担和主权掣肘，并宣称“美国像阿特拉斯一样支撑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面前，美国选择回避责任而非履行义务，削弱了国际社会协同应对问题的能力。 第三是规则观的变化。美国曾自我标榜“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如今却更强调规则的工具性，对国际规则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其做法倾向以国内法压倒国际法，将国际组织更多视为服务自身战略的工具，动摇了国际规则共同维护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此次大规模“退群”并不等于放弃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而更像是在调整其参与方式与角色定位。在地缘战略重心更多转向西半球的背景下，美国意在关键领域继续把持主导权，同时在非核心领域压缩承诺与投入。这种选择性参与，本质上进一步削弱多边主义。 美国的涉及举措对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多重负面效应。首先，削弱国际组织的权威与运转效率。大国选择性遵守规则会释放错误信号，诱发效仿，推动国际秩序走向碎片化。其次，加大全球性议题的治理难度。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人权保护等跨境问题高度依赖协作，美国退出将削弱行动能力与政策连续性。第三，增加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政策频繁调整使各国更难制定长期策略，国际合作的稳定性也随之下降。 面对这一局面，国际社会需要更主动应对。一上，各国应加强协调，维护多边主义基本原则，推动国际组织改革完善，提升代表性与执行力。另一方面，应探索更灵活的合作机制，降低对单一大国的依赖，促成更均衡的国际秩序。同时，各国应通过对话协商扩大共同利益交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公正、更民主的方向前进。
全球治理不是可随意进退的“选项”，而是各国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必需品。面对大国政策摇摆带来的不确定性，国际社会更需要以规则为基、以合作为要，推动多边机制在改革中增强韧性，在困难中保持连续性。只有把共同利益置于狭隘算计之上，才能为世界稳定与发展提供更可靠的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