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收钱也可能“失责失职”。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违纪违法问题，正从“收钱办事”转向“少干不干”“假干空干”等更隐蔽的作风顽疾。这类问题常常披着“按程序”“合规定”的外衣，看似没有利益输送，却通过拖延、敷衍、推诿等方式削弱政策效果，影响群众体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中，履职尽责上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的占比达84.7%，反映出监督执纪重点正在从单纯惩治贪腐，更延伸到纠治失职失责。 从实践看，隐形作风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类表现：其一，“躺平式”不作为。一些干部把“不出事”当成最稳妥的选择，把“少干少错”当作自我保护，面对企业审批、群众诉求，以“再研究”“等批示”“材料不齐”等理由一拖再拖，最终让小事拖成大事。其二，“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数字化工具原本用于提质增效，却在少数地方变成“留痕竞赛”：工作群层层加码、打卡报表频繁、材料台账增多，基层干部被“屏幕工作”牵着走，跑现场、解难题的时间被不断挤压。其三，“选择性履职”与“模糊化推诿”。同一政策对不同对象执行尺度不一，遇到跨部门事项相互“踢皮球”，群众在窗口之间、部门之间反复奔波，程序看似齐全，结果却迟迟落不了地，公平感和政府形象同时受影响。 原因——政绩观偏差与治理链条梗阻交织。隐形作风问题的滋生，既有思想层面的偏差，也有机制层面的诱因。首先，个别干部宗旨意识淡化，把权力当成“免责工具”而不是服务职责，在不敢腐的高压态势下，误把“不作为”当作“更安全的选择”。其次，考核评价导向仍需调整，一些地方依然存在“重痕迹、轻实绩”“重材料、轻效果”的惯性，基层围着台账报表转，反而偏离了问题和群众需求。再次，职责边界不清、协同机制不畅叠加，跨层级、跨部门事项缺乏统一受理、闭环办理和责任追溯机制，推诿空间随之出现。此外，少数单位监督管理偏松，对“慢作为”“假作为”的识别和追责不够到位，客观上留下了“灰色地带”。 影响——损害的是效率、公平与信任三大根基。隐形作风问题不以金钱为表象，却会在社会治理中带来更广泛的连锁反应：一是降低行政效能，政策从文件到落地的链条被拉长，公共资源在反复流转中被消耗。二是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办事周期变长、预期不稳，影响营商环境与创新活力。三是侵蚀公平正义，同样事项不同待遇，容易让群众对规则产生疑虑。更深层的危害在于消耗政府公信力：当群众感受到“按程序反而更慢”“跑了多次也办不成”时，对制度的信赖就会被削弱，进而影响政策执行的社会基础。 对策——以制度硬约束叠加监督强问责，推动权力回归服务本位。针对隐形作风问题，各地正把整治重点落在“压责任、减负担、提效能、强监督”上。其一，持续健全制度“硬约束”。围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要求，进一步规范督查检查考核、会议文件、报表台账等事项，明确边界、减少随意性，防止“以数字化之名行留痕之实”。其二，把“履职尽责”作为监督执纪的重要切口。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问题，既要查清表面表现，也要追到责任链条，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形成震慑。其三，优化流程和协同机制，完善“一次告知、限时办结、全程可查”的办事规则，推动跨部门事项统一受理、并联办理，减少群众“多头跑”。其四，强化正向激励与容错纠错并举。对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在考核评价、选拔使用上予以倾斜，同时完善容错机制，减少干部因担责顾虑而“缩手缩脚”，让“愿担当、敢担当、能担当”成为常态。 前景——作风之变关乎治理现代化之进。当前，作风建设正从纠治显性问题转向治理隐性顽疾，从处理个案转向完善机制。随着监督更精准、基层减负更到位、数字治理更规范，隐形作风问题的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可以预见，未来整治将更强调结果导向和群众评价，把“办成事、办好事”作为重要衡量标准；同时更注重以公开透明促规范运行，让权力在阳光下接受监督，以制度化、法治化方式稳固治理效能。
作风问题说到底是权力观问题；当“不贪不占”成为底线，“善作善成”更应成为追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把制度约束转化为行动自觉，让每名公职人员都把效率和服务落到实处，才能更好连接党心民心。作风建设向纵深推进，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义，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