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未成年人保护仍面临“预防在前、治理在中、修复在后”的综合挑战。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史卫忠在发布会上表示，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把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权益保护贯穿办案全过程。
数据表明，未成年人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双下降”，但从司法实践看，个别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淡薄、家庭监护缺位、校园与社会风险交织等问题仍需以系统治理回应。
原因——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受侵害风险。
一方面，部分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或监护不到位，导致未成年人在行为边界、情绪管理与网络使用方面缺乏有效引导；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不良信息、网络欺凌及诱导性违法行为等新型风险更具隐蔽性与扩散性，易对未成年人价值观与行为选择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个别地区基层未保力量薄弱、社会支持不足，造成早期预警、干预和救助链条衔接不够顺畅，影响风险处置时效。
影响——以法治力量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端预防”。
发布会通报，2025年1至11月，检察机关共起诉未成年人犯罪5万余人，同时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1.4万人，并做实监督考察和精准帮教，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在教育矫治中回归社会。
这一做法体现出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落实，有助于降低再犯风险，减少“标签化”带来的二次伤害，推动形成更加科学的分级处遇与社会化帮教体系。
对策——在惩治与保护并重中压实监护责任、织密综合保护网。
围绕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综合保护，检察机关对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支持起诉2200余件，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6300余件，强化对公共利益受损问题的法律监督，推动相关领域治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检察机关向2.07万名监护人制发督促监护令，通过法律文书方式明确监护职责边界，督促监护人依法履责、及时纠偏，推动家庭监护从“被动提醒”走向“刚性约束”。
同时，相关数据表明，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同比下降1.9%，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数同比下降9.7%，反映出以检察履职带动多部门协同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前景——以专项行动为牵引，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下一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仍需在“三个前移”上持续用力：一是将风险识别和早期干预前移，深化与教育、民政、妇联、共青团等单位的信息共享与联动处置，提升发现线索、快速响应能力；二是将家庭教育指导与监护监督前移，完善督促监护令的跟踪评估与配套帮扶，推动“督促”与“支持”并行；三是将网络与新型侵害治理前移，依法打击相关违法犯罪的同时，推动平台治理、内容生态净化与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同向发力。
随着“检护民生”行动持续深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权益救济与社会支持体系有望进一步贯通，形成更可持续的治理闭环。
从"治已病"到"治未病"，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正在经历深刻转型。
当2万份督促监护令转化为重塑家庭教育的契机，当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的犯罪率背后是多方协作的治理智慧，这不仅是司法文明的进步，更是对"少年强则国强"新时代注解的生动实践。
未来需要在法治框架下，进一步凝聚家庭、学校、网络平台保护合力，让未成年人保护网越织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