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州这块宝地，北有嵩山，南有伏牛，被北汝河从西边一直揽到东边，好得没话说。虽然地里头肥得冒油，可是在解放前，老百姓连化肥都没见过，更别提什么机械化了。一亩地打下来顶多一百来斤粮，想吃口白面馍那是做梦，灾荒一来，大家就挨饿受冻。 为了让大伙儿填饱肚子，官府把修水利当成头等大事。汝河往西往东落差有二十多米，看着就像是天生给庄稼浇水的“自来水”。明清那会儿的州官们拼命把水引进田里，乾隆年间的聚民渠、仁义渠，还有解放后的青年渠、跃进渠，接二连三地修起来。现在只要翻开地图看，哪个村子超过四千口人，基本上都傍着一条老渠住着，旱涝保收，把人牢牢拴在地上。 城东南面十五里的虎摇头村也是个风水宝地，背山面水，自古就物产丰富。村子西边的菜园和村东南的南阳岗出土过不少夏商周时期的陶片；汉朝时成安国的老古都就在这儿；唐宋的时候当官的都喜欢把这里当疗养院。明代正统三年，知州沈公庭修了聚民渠，把水引到了十五里地外的这里，养活了几百户人家。 到了乾隆三十二年这年大旱的时候，树叶一斤能卖到一百钱，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北岸的地主苏天玉仗着有钱有势，硬是把仁义渠的口儿挪到了聚民渠的上游，把水源给掐断了。聚民渠的负责人马云翼告到州府里去，可因为苏家人有钱又有靠山，官司总是输。眼看老渠就要干了，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咱们西温泉镇张寨村出了个九门提督赵帮诏，同庄的武举祁令德是他的学生！” 祁令德连夜跑去京城找赵帮诏，把老师请到府上吃饭。一桌子饭吃完，赵帮诏直接把茶碗摔了：“这个恶霸霸占水利害百姓，我要去奏请皇上砍了他的狗头！” 到了六月初六那天，乾隆帝下了圣旨：聚民渠是乾隆中期就有的行粮之渠，口在先头，仁义渠不能私自改道。马家为了感谢祁家这一番帮助立了个规矩：祁家以后可以“闸绝户头堰”浇地，绝不反悔。 聚民渠到现在还在汝南虎头村流着呢。它让虎头村成了方圆三十里人口最多的村子：种出来的水稻特别好，洛南公路渡口以前也是年轻人找对象的首选地方。老辈人常说：“没有聚民渠，就没有现在的虎头村。” 每年四月初六那天的会期都当成纪念日来庆祝，唱大戏三天三夜，锣鼓开道、八抬大轿、彩旗飘飘——当年巡堰的威风现在还在戏台上呢。 现在这条渠的堤岸塌了不少也堵了不少淤泥，可它还得负担着近两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要是能把淤泥清理掉让水流得顺顺当当、涵养好水源的话，不光能继续“水清、河畅、岸绿、景美”，还能变成候鸟歇脚和市民休闲的好地方。 水利是农业的命根子也是城市的记忆；只有让每一滴老水继续往前奔涌，那些关于九门提督和武举老师的故事才不会变成绝响。 道光《直隶汝州全志》和《清实录》里记着赵帮诏的事儿：他是乾隆丁丑科的进士，后来当了蓝翎侍卫，还历任过广东左翼总兵、广西柳州提督和山东登莱总兵呢。因为他办事积极肯为大家着想，乾隆两次给他加赏钱粮。 这几块冰冷冷的记录让那个写下“取他狗头”的提督有了温度：他既是镇守一方的武将也是家乡土地上愿意给老百姓撑腰的“自己人”。 明代正统三年开渠的碑上写着沈公庭去视察发现河水在地上流劝老人们挑渠筑堰的事儿； 乾隆二十八年的罚约碑是因为旧渠坏了重新修新渠的时候买下了五亩四分地请人干活的规矩； 嘉庆十年的感德碑是林发和何天身等人想强行开新渠截水被当堂驳回立碑禁止再开的故事。 虽然这三块石碑都残缺了但它们依然在默默证明：一条渠道的命运从来都是跟一群普通人的死活连在一起的。 现在汝州那些民间婚丧嫁娶、说媒看日子、赶春会卖手艺的习俗都在慢慢消失。如果你恰好路过虎摇头或者汝南渡口不妨问问老人：“聚民渠以前什么样？”他们或许会指给你看那道被现代水泥裹住的老渠口——那里头还留着两百多年前的一腔热血和滚烫的民心呢！希望下一次大旱来的时候它依旧能浇灌出白面馍的香气和九门提督笔下那一声铿锵有力的“取他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