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有个来自瑞典的经济史学家叫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他最近写了本书叫《进步如何终结》，专门讲创新是怎么回事。其实创新就是让社会变好、让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大家都在琢磨有没有什么普适的“配方”。弗雷这回把眼光放得很长远，从加洛林王朝一直看到现在，还比较了中国宋代、荷兰共和国这些重要历史时期。他的想法主要是站在约瑟夫·熊彼特和曼瑟·奥尔森这些前辈的肩膀上。熊彼特说过“创造性破坏”，奥尔森讲过制度僵化，弗雷把这些理论结合起来，觉得创新不光是技术问题，更是人和制度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弗雷发现国家力量和自由市场在创新中的作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要看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在刚开始探索的时候，大家竞争激烈、想法多的自由市场环境最好；等到技术成熟了需要大规模推广，像普鲁士或者二战后日本通产省那种有组织的管理模式就管用了。英国工业革命和现在的美国硅谷就是靠市场活力和竞争起作用，而普鲁士和日本的例子说明国家主导也能快速赶上。不过他也提醒大家，这两种模式都有缺点。自由市场太活跃容易形成垄断，不让新东西出来；国家管得太死又容易僵化，到了新的技术领域就没法灵活应对。 现在有些人把打仗或者地缘政治竞争当成创新的好办法，弗雷觉得这不对。虽然打仗能让人暂时集中力量搞点突破，但说到底还是靠私营部门的活力和竞争才行。他的结论就是没有什么万能公式能保证创新一直不断，得靠市场主体、制度适应还有愿意冒险的文化氛围三者互相平衡。尤其是当技术快走到头的时候，保持开放、保障竞争和思想自由特别重要。 现在全球都在搞人工智能和绿色科技这些新技术革命，各国在这方面的竞争跟合作影响很大。弗雷这本书讲的历史背景很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它告诉我们别总想着找个固定不变的“药方”，而是要弄出一个能适应变化、平衡各方力量、一直鼓励探索的好生态。就像他说的那样，“当文明无法适应技术变革，终将走向衰亡”。现在不管哪个国家想要可持续发展，都得好好想想怎么通过制度创新和文化培育来保住真正的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