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姑那盏煤油灯下的慈母光，如今回想起来，就像是一块刻进我记忆深处的胎记。在我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第一个叫出口的不是妈妈，而是带着浓厚家乡味儿的“嗯妈”。这一声喊出口，大妈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连忙蹲下身子，用那沾满棉絮的手轻轻刮了刮我的鼻尖。从那一刻起，“嗯妈”这个称呼就成了我生命里最柔软的存在。 那时候大家都管李二姑叫李二姑，她给邻里乡亲缝补衣裳从来不收一分钱。左邻右舍都这样叫她，她一笑起来眼角就堆起细碎的皱纹，就像老槐树上的年轮。孩子们那会儿不懂什么是高尚的情操，只记得每次去拿修好的衣服，她都会往我兜里塞一把糖。那股甜味顺着风钻进心里，成了后来很多年支撑我往前走的底气。 虽说大家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但我还是有些遗憾来不及说出口。长大后我远走他乡打工，再回村子的时候发现李二姑已经坐在门槛上晒太阳了。她眯着眼瞅着远方，就像是一朵被岁月晒干的花。我蹲下来想摸摸她的手，她伸手想摸我的头时手背上先颤了一下——那一颤可把我心里最硬的壳给敲碎了。 那时候的缝纫机发出的声音很清脆。每到腊月大妈就把煤油灯搬到院子里点上，灯罩一罩，黄晕晕的光看着特别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我就躺在她膝盖上看她缝衣针上下翻飞，就像一支看不见的圆舞曲在奏着。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摇窝篮，让别人的新衣和我的摇篮曲同时上线。 白天在厂里忙完做衣服，晚上回家还得舂粮拐磨、缝补洗浆。父辈们提起那个年代总爱念叨：“有我大嫂在呢！”那时候日子虽然穷得叮当响，但只要有她在就觉得有了主心骨。她把粗布裁成合身的衣裳，把旧衣改成骄傲的年画。一家人的脸面和肚子就这样被她照顾得妥妥帖帖。 大家都说李二姑是方圆几里唯一的裁缝师傅。她把缝纫机踩出的那股劲儿和十里八乡的年味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别等电话拨出去了才发现那头早已经静音了；也别等来日方长才想起娘坐在村口等的是一场空。 愿天堂里也有一件新衣；愿那盏灯火一直亮着；愿来生我还能做她的孩子；把我亏欠的每一声“嗯妈”都喊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