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传播日益占据公众注意力的当下，如何让古籍从专业研究走向公共阅读，成为各地公共文化机构共同面对的课题。《拾遗记》是魏晋南北朝志怪文学的重要文本，兼具杂史笔法、博物志趣与想象叙事，内容跨越上古至东晋，并以仙山奇境等书写构建出独特的“异想世界”。这类典籍既是中华想象力传统的重要见证，也因语言门槛、版本复杂、传播形态较为单一等原因，长期处于“小众熟悉、大众陌生”的状态。问题在于，一上，典籍传播存“读不懂、接触少、场景弱”的现实难题：公众阅读更偏向碎片化内容，而古籍阅读需要持续投入与必要引导。另一上，传统文化传播也容易落入“重展示、轻理解”“重符号、轻文本”的误区，造成“知道其名，却不知其义”的浅层认知。对《拾遗记》这类志怪作品而言，若缺少梳理与阐释，其丰富的文化意涵难以被当代读者真正接收。原因既来自阅读方式的变化，也与经典普及体系相对薄弱有关。古籍整理依赖扎实的学术支撑，面向公众的转化则需要更贴近生活的表达机制。此次甘肃省图书馆举办主题沙龙，邀请长期从事汉魏六朝文学与陇右文学文献研究的学者担任主讲，从版本源流、作者处境、叙事特色与想象传统等板块解读《拾遗记》，实际上是补上“从文本到理解”的关键环节：让读者不仅“看见故事”，更能理解其生成的时代语境与文学逻辑。学者结合东晋动荡背景，解析作者的精神诉求，指出其笔下世界既包含对现实的超越，也寄托对理想秩序的投射，为公众理解志怪文学提供了更清晰的文化坐标。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公共阅读的内容供给得到拓展。通过经典解读活动，读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把握作品的结构、主题与文化价值，降低入门门槛，提升阅读兴趣。其二，传统文化传播的路径得到延伸。图书馆在影印出版之外，将书中神兽等形象进行图形化、卡通化设计，开发笔记本、书签、明信片、玩偶等文创产品，尝试以更易触达的载体与年轻群体建立连接。这种做法的重点并非“把古典娱乐化”，而是以视觉符号打开入口，再通过阅读活动与馆藏资源引导回到文本，形成“先触达、再理解、再深入”的传播链条。对策层面，公共文化机构推进典籍活化，需要在“学术严谨”与“公众友好”之间取得平衡。第一，夯实基础整理与权威阐释，确保普及内容不失真、不被简化为标签；第二，构建可持续的阅读场景，通过沙龙、讲座、导读课、亲子共读等方式形成稳定参与机制；第三，推动跨界协同，将出版、展陈、教育、文创与数字传播纳入同一体系，避免文创与文本脱节；第四，强化地方文化标识与学术资源联动。《拾遗记》作者为甘肃籍文人，其文本与陇右文化记忆具有天然关联，以地方文化为支点打造公共文化品牌，有助于形成更具辨识度的传播优势。前景来看，经典活化将更强调“内容深耕+表达创新”的双向推进。随着公众对高质量文化供给的需求提升，单纯展示古籍或一次性活动难以形成持续影响。未来若能在持续导读、青少年阅读课程、数字化资源开放、IP形象规范化运营诸上形成体系化推进，《拾遗记》等典籍有望从“学术书架”走向“社会书架”。同时，志怪文学承载的想象力传统与当代科学精神、创新文化之间也存在对话空间。通过更具解释力的阐释方式，古人关于“远行”“通信”“飞天”等想象，或可在现实技术变迁的对照中获得新的理解维度，进而提升文化自信的现实感与可感知性。
《拾遗记》自东晋流传至今已逾千年，虽历经沉寂，其文化价值始终未减；甘肃省图书馆以学术解读结合文创转化，为古籍经典的当代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被封存于书架，而在于以恰当的方式进入当代生活、与当代读者发生连接。在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今天，推动更多文化瑰宝焕发新生，是文化机构与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责任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