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那个年月，曾国藩的老幺女儿曾纪芬生于咸丰二年，乳名满小姐。当时曾大人还在京城贾家胡同当礼部侍郎，虽然官职清贵，但日子过得很紧巴。家里有限的银两不光要供一大家子吃喝拉撒，还得时不时往湖南老家寄钱捎物孝敬双亲。家里只有一间位于北京贾家胡同的旧屋，虽说是官宦人家，可曾纪芬平常总穿着姐姐们留下的旧衣裳。曾国藩从不在女儿面前摆架子，更不会把什么特别的恩宠给她，反倒是打小就教她过日子要省着点，磨她坚韧的性子。 这闺女一辈子活得寒酸，年纪一大把了，儿孙们逢年过节想送她点值钱的礼物都被她给挡了回去。不光自己抠搜，管起孩子来更是没轻没重，哪怕儿子长大了也得随时盯着训话。她常跟子孙念叨：教孩子得看长远点，不能把他们惯坏了。当父母的要是真想拉扯他们一把，就得逼着他们往高处爬才行。 后来曾纪芬的儿子聂云台没去做官，而是跑去上海搞了一堆生意——开银行、弄航运、挖矿产、搞纺织，靠着做生意的本事混成了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亨。 进入民国以后，聂家便搬到了上海威赛路住下。那时聂仲方已经走了好几年了，老母亲也已经六十出头的年纪了，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崇德老人。她把老头子留下的那套修身养性的经念得那叫一个通透：平日里吃喝都按顿来，不撑着也不饿着；晚饭后非要走够一千步才肯歇着；睡觉前更是雷打不动用热水泡脚，哪怕大冬天也要把脚丫子晾在被子外面，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悲不喜。 一直活到九十一岁咽气那天，她脑子还跟明镜似的、耳朵也灵光得很。每逢过年过节或者想起老爷子的好时，她总会恭恭敬敬地把曾国藩写的那首《伎求诗》抄上几遍。正是因为每天都在一笔一画里细细琢磨父亲的德行教化，这才有了崇德老人的名号由来。 曾纪芬写的字完全是照着老爷子的路子练出来的，笔力扎实不说，北京和上海好多人家的墙上都挂着她写的墨宝。那字看着就很正派、匀称又大气，透着一股子敦厚劲儿，把她这一辈子修行养性的精气神全给写出来了，真是人间少有的有福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