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处方快速攀升引发公共卫生关注 近日，《JAMA Network Open》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安大略省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兴奋剂药物处方2015至2023年间大幅增加；研究覆盖该省约1500万名5至105岁居民；数据显示，研究期间约有59.1万人至少获得过一次兴奋剂处方。按年度新增处方计算，2015年每10万人约275个处方，2023年升至约708个，总体增幅约157%。 该增长并不均衡：2020年前增速相对平缓，而2020至2023年增速明显加快。处方人群结构也在变化——女性以及青年与中青年群体的增幅更突出，部分年龄段女性在过去一年获得处方的比例已高于男性。 原因——需求变化、识别提升与诊断边界共同作用 研究人员给出多上解释，涉及社会环境、医疗服务供给和公众认知的变化。 其一，真实需求可能增加。ADHD是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既往研究估计其在全球人群中的影响比例约为1.6%至5%。在安大略省，学习与工作节奏加快、数字屏幕使用和在线内容参与增加等因素，可能加重注意力与执行功能涉及的困扰，从而推高就医与用药需求。虽然这些因素与ADHD发病之间难以简单建立因果关系，但它们对症状表现和求助行为的影响值得持续跟踪。 其二，识别与诊断可能更充分。长期以来，ADHD常被视为儿童疾病，且更容易与男童联系在一起，女性与成人的症状更可能被忽视，或被归因于焦虑、抑郁、睡眠问题等。随着研究积累和社会讨论增加，以往被低估的人群更可能获得识别与治疗，处方上升由此被推动。研究中女性处方增幅高于男性，也提示诊断与治疗覆盖面正在扩大。 其三，误诊与过度诊断风险可能上升。研究指出，2020年后的加速增长与新冠疫情期间医疗服务形态变化相伴出现：成人ADHD相关线上信息明显增多，提供快速评估的远程或私营虚拟诊所也更常见。线上科普和便捷评估降低了就医门槛、提高了可及性，但也可能带来评估不完整、诊断门槛被拉低等问题。研究同时承认局限：缺乏直接证据判断处方是否“适当开具”，后续仍需补足“数量变化背后的质量评估”，并在研究与监管中加以验证。 影响——治疗可及性提升与用药安全压力并存 处方上升可能带来双重结果。一上，兴奋剂药物规范使用下可改善注意力、冲动控制以及学习和工作表现，进而影响健康、社交与职业功能。对长期未被识别的成人患者而言，获得诊断与治疗可能显著改善生活质量。 另一上，增长过快会加大医疗系统安全管理上的压力。兴奋剂药物存在不良反应和药物相互作用风险，且个体差异明显。若将睡眠障碍、焦虑抑郁、创伤后反应或物质使用等问题简单归入ADHD，可能延误真实的心理健康需求，也会带来不必要的药物暴露。此外，处方增长在18—44岁人群、尤其女性中更突出，提示临床需要继续完善针对不同性别、不同生命周期的评估框架，避免为“补上历史欠账”而放松标准，也避免用单一标签替代全面评估。 对策——以临床规范、连续随访与数据监测守住“适度用药”底线 面对处方增长，多方可从以下上着力： 一是完善分层诊疗与评估标准。成人ADHD评估应强调完整病史、功能受损程度、共病筛查，并结合必要量表工具，避免用碎片化症状或网络自测替代临床判断。对远程评估与私营机构服务，应推动流程标准化，明确资质要求与质量控制。 二是强化处方后的连续管理。兴奋剂用药应配套随访，动态评估疗效、不良反应，以及睡眠和情绪变化，并结合心理教育、行为干预、学习与工作支持等综合方案，减少对药物的单一依赖。 三是加强群体层面监测与科研。利用真实世界数据持续跟踪不同年龄、性别与地区的处方变化，识别异常增长、重复开药与潜在滥用风险，同时评估疫情后医疗模式变化对诊断质量的影响，为公共政策提供更扎实的证据。 四是提升公众健康素养。通过权威渠道解释ADHD的症状谱系、诊断流程与治疗选择，倡导“科学评估、规范治疗、综合干预”，减少信息过载与商业化营销对就医决策的影响。 前景——从“数量上升”走向“质量可控”是关键 总体来看，安大略省ADHD兴奋剂处方的快速增长，既可能反映过去被忽视人群获得了更多诊疗机会，也提示在疫情后医疗形态变化背景下，诊断与处方质量需要更严格的制度保障。未来一段时期，处方趋势可能仍将处于高位波动，成人与女性群体尤其需要关注评估规范化与长期随访的落实。只有在强化证据基础、优化服务供给与监管框架的前提下，才能在满足合理治疗需求与控制过度医疗风险之间取得更稳妥的平衡。
处方数量上升，既可能意味着长期被忽视的人群更容易获得帮助，也可能反映医疗体系在快速变化中面临新的规范挑战；把握“需要治疗的人得到治疗”和“避免过度医疗”之间的边界，依靠循证指南、连续随访与多学科协作，才能让药物更好服务于患者功能恢复与生活质量提升，并为公共健康治理提供更可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