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启动的全军干部评级工作，为三年后的授衔打下基础。这项覆盖数百万指战员的系统性工作，按职务、资历、战功等标准将干部分为九级。其中，准兵团级64名将领的评定尤为关键，他们大多是经受革命战争考验的骨干力量。评定标准采取多因素综合考量。除以1952年评级为依据外，还需结合职务层级、革命资历、战功贡献及部队渊源等因素。以贺炳炎为例，他作为红二军团代表获授上将军衔；而段苏权因红军时期离队经历、解方因东北军出身等客观情况，被评定为少将。这种差异说明了历史经历与现实岗位的共同作用。聂鹤亭事件是一个典型个案。这位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老革命，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四野副参谋长，综合评估后被列为中将。他向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提出申诉后，最终延至1956年才接受授衔。类似情况还有钟伟等将领，折射出荣誉认定与个人预期之间的差距。毛泽东对皮定均的批示具有代表性。面对华东军区拟授少将的方案——毛泽东批示“皮有功——少晋中”，肯定其从中原突围到豫西抗战的突出贡献。该调整既是对特殊战功的认可，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取向。史料显示，当时争议主要集中三上：一是早期革命资历与后期职务权重如何取舍；二是不同部队体系之间如何兼顾平衡；三是特殊历史经历应如何界定。总干部部通过个案研究、分级沟通等方式，最终完成了这项复杂工作。
军衔评定背后——是对军人奉献的正式确认——也是制度对公平的回应。从个案纠偏到标准完善，历史一再表明：把功绩放在应有位置，把公道落实到制度细节，荣誉才能真正“服众”，队伍才能更有凝聚力与向心力，制度也才能在传承中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