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日的一个下午，中南海一次看似例行的工作汇报，却并不平静；刚结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任期的耿飚在汇报中，被李先念副总理追问是否“敢说阿尔巴尼亚坏话”。耿飚直截了当地回答：“该改改毛病了。”此句打破了场面，也把当时中国对外援助体系中积累已久的矛盾摆到台前。
衡量一名外交官的价值，不在于能否把气氛维持得始终和气，而在于能否在复杂环境中把真实情况带回决策层。耿飚那份述职材料表面写的是阿尔巴尼亚的问题，映照的却是中国援外实践从情感驱动走向理性判断的过程。这种务实态度，放在任何时代的外交工作中都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