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带来纠纷类型多样、数量增长与利益诉求分化等新特点。
大量民商事纠纷若一味“以判止争”，既可能增加当事人时间成本和对抗情绪，也容易加重审判资源压力，影响纠纷化解的速度与质量。
如何在依法裁判基础上实现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实质解纷，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与司法供给共同面对的现实课题。
从报告披露的数据看，云南法院围绕“把矛盾解决在诉前、把问题化解在基层”持续发力：一方面抓实立案后先行调解，推动当事人在进入实质审理前获得协商空间；另一方面强化全程调解理念，将调解贯穿案件办理各环节，通过释法明理、利益平衡与程序引导，降低对立、促成和解。
2025年全省法院调撤案件346062件，调撤率54.47%，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07个百分点，折射出当地在纠纷化解方式、工作机制与资源配置上的系统性推进。
原因分析上，柔性解纷成效提升并非单一手段见效，而是多项机制协同的结果。
其一，立案后先行调解与全程调解相衔接，有助于将“程序推进”转化为“问题解决”，减少因证据瑕疵、情绪对立导致的反复诉讼。
其二，针对高频、同类纠纷强化规则供给，通过示范裁判形成可复制、可预期的裁判导向，推动纠纷“成批止争”。
其三，以司法建议为抓手实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将审判发现的问题及时转化为治理改进建议，形成司法与行政、行业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其四，借助特邀调解员、退休法官等专业力量补位增效，弥补基层解纷专业供给不足，提升调解质量与社会认可度。
在影响层面，柔性化解纠纷直接带来三方面积极效应：其一，提高当事人获得感。
调解与和解往往更利于修复社会关系、维护交易与合作基础，降低“赢了官司、输了关系”的后续成本。
其二，提升司法效率与资源配置水平。
调撤率提升意味着大量纠纷在较短周期内实现实质解决，使审判资源更多聚焦于疑难复杂、规则需要明确的案件。
其三，推动社会治理前移。
通过司法建议、典型案例发布等方式，法院不仅“判对案”，也在“促规范”“防风险”，以法治方式引导社会预期、减少纠纷增量。
报告中的具体做法亦呈现出类型化治理的路径。
比如，昆铁法院以示范裁判方式处理部分企业未缴纳社保的历史遗留问题，带动当地200余起类似纠纷止于诉前。
这类实践表明，当争议背后存在共性事实与规则适用难点时，示范裁判能够提供明确的权利义务框架，降低当事人信息不对称，推动相关主体主动对照整改。
又如，丽江法院围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提出司法建议，地方政府组织专项复核清查，有效消除矛盾隐患，体现了司法建议在基层治理中的“小切口”作用——以具体问题为入口，推动制度执行与治理流程完善，减少同类矛盾反复发生。
对策层面，云南法院还通过“以案释法”与队伍机制建设强化源头治理。
省高院发布典型案例75个，以可理解、可参照的方式释明裁判规则与行为边界，增强公众守法、企业合规的外部约束。
与此同时，推动退休法官参与多元解纷，与省司法行政部门完善聘任、管理、保障机制，使专业经验转化为调解能力与基层治理能力。
腾冲法院特邀调解员、退休法官李红玲参与调解以来年均调处纠纷814件，反映出专业力量下沉能够显著提升调解供给与办案质效。
面向未来，随着社会矛盾呈现“多点散发”与“专业化、复合化”趋势，柔性解纷仍需在法治轨道上持续升级：一是进一步完善调解与审判衔接机制，强化调解程序规范与文书说理，确保“调得成、调得稳、调得明白”；二是加大对劳动用工、社会保障、涉企合同、涉旅消费等高频领域的规则供给与示范裁判力度，提升裁判可预期性；三是推动司法建议闭环落实，强化反馈评估与协同治理，把“建议”转化为“改进”；四是持续扩充专业调解力量与行业解纷资源，形成多部门联动、多渠道分流的治理格局。
预计在机制进一步成熟后，纠纷化解将更加注重源头预防与风险预警，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也将更突出地体现在规则引领与秩序维护上。
从"坐堂问案"到"主动治理"，云南法院的实践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注入新内涵。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这种将法治思维与柔性手段相结合的解纷模式，不仅提升了司法效能，更彰显了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深层融合，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有益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