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时候，费孝通和曹聚仁、费孝通自己还有其他几个人，在江村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在那里调查了不少情况，积累了不少资料。1938年的时候，他在英国伦敦念书，朋友问他为什么还要回去中国。他只回答说，“因为中国还在打仗。” 这句话把他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的决心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强烈的爱国心。于是，他就回去了。 先到了昆明，再去了云南。虽然当时昆明在抗战期间敌机常常来袭，但是他没有躲进防空洞。反而带着学生去田野进行调查。这个行动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史上第一次把“野战军”成立起来了。 他们没有钱买资料和经费，所以他们自己种菜、挑水还有背行李给学生用。也没有多少现成的资料，他们就挨家挨户进行访谈。 费孝通当时总是说，“把社会学做成炸药包”，意思是用这种方式进行研究。最终他们用脚步丈量了这片土地后写出了《昆明年龄》和《禄丰县土地改革》等十余部报告。这些报告让人们看到了战火中的中国也能做出非常出色的学术研究。 1956年的时候，费孝通第三次来到了江村。村口的老槐树还在那里，但是乡村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合作社、食堂还有户口本这些东西改变了乡村的生活方式。 他蹲在田埂上看农民拿出一抔泥土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待。那一刻他脑海中形成了“差序格局”、“礼治秩序”这些概念。 费孝通记录下了无数次第一次访问经历：第一次去温州、第一次去贵州、第一次去瑶山……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山有多高，腿就有多长。” 他多次回访江村还到了80岁高龄仍然背着干粮进山去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他只是想知道今年稻子长得怎么样或者孩子上学还有什么困难等等问题。 曹聚仁评价费孝通的时候说：“深入浅出，意远言简。” 鹦鹉史航也说：“文名为学名所掩实属埋没。” 费孝通用文字去描绘生活中最平凡的点滴场景。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本书用数字和图表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乡村的真实面貌。《生育制度》这本书把中国父母催婚这个话题写成了社会学论文。《乡土中国》这本书用“差序格局”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爱讲人情关系等等问题。 《乡土重建》这本书提出了“资本从哪里来”的乡村振兴原点问题。这四本书就像基石一样把费孝通对中国的深情与忧思垫得稳稳当当。 86岁的时候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93岁的时候还背着干粮进山去考察情况。墓碑上刻着一句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冲洗了。” 费孝通证明了知识分子最好的归宿不是头衔而是脚下的泥土；最硬的勋章不是奖章而是百姓的一声“老师”。 今天我们再次走进田野、追问中国、寻找自己其实都是在和这位百年前的归来者隔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