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宣城西郊窑厂挖出了一件特别的东西，叫镂空双龙纹霞帔坠。这东西才7.7厘米宽、6.5厘米长，鸡心形金片合抱在一起，镂空的龙吐着舌头相向对望，尾巴卷着草叶，边缘还有一圈珠子和草叶纹。最妙的是顶端留着个孔用来穿系。它可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金质霞帔坠，把锤揲、透雕、焊接、线刻、压模这五种手艺全凑到一块儿了，看着玲珑剔透。这一回把“实用”和“炫目”第一次给完美地焊在了一起。 再往前推到1952年，休宁朱晞颜墓里也挖出了一批好东西。朱晞颜是个四朝元老，官儿做得挺大。他墓里的这组御仙花金带饰一共11块带銙，每块上都有高浮雕的缠枝花纹。宋代的金带銙是从太宗那会儿开始有的，大家拿金铛的数量和花纹浮雕的程度来区分官品级别的高低。这套带子浮雕做得饱满，锤揲工艺也是一气呵成。这套东西跟1972年江西遂川北宋郭知章墓里的那套加起来，就被称作是“宋代仅存的两套缠枝花卉金带”，成了研究宋代服饰制度的活化石。 说到隋代的金器风格，那就得提一下1984年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那枚金指环。指环只有2厘米宽，圆环微微往里卷着，剖面是弧形的，上面什么花纹都没有。墓主张静是清河郡人，583年迁葬到了合肥。这枚指环是用薄金片打制的，做得粗犷朴实。跟后来宋人做的那种精细的镂空花纹比起来，反差特别大。它既是北方游牧和农耕交汇时的那种粗犷注脚，也是唐代“胡风”在安徽留下的最后一点余温。 1956年合肥西郊南唐墓里出土的那个金镶玉步摇也很有意思。这步摇通长20.8厘米，钗头缠满了银丝做的花卉装饰，两翼镂空的花片上嵌着月牙形的玉片。底下还坠着好几枚金花金叶。步摇这种东西从东汉就有记载了，到了唐代演变成了花叶形状的装饰品。南唐这个步摇做得尤其精巧，把蝶翅都做成了飞动的样子。金镶玉嵌好之后还镀了金，让人觉得静止的金属也像有风一样飘来飘去。墓里还出土了另外三枚步摇、三枚银钗和一对银镯，集体展示了五代十国时期金银细作的极致工艺。 再往后看市场竞争这方面，在宣城西郊窑厂出土的那个东西上面就有烙印。“界内周二郎”“十分金”“李业六”这些戳印跟今天的品牌logo差不多一样。这些牌子都被印在了金条上，说明当时金器市场竞争挺激烈的。宣城、青阳、霍邱、来安、芜湖等地接连出土的宋代金器更是几乎把“金”做成了日常用的杂器——簪子、钗子、镯子、耳环、步摇、帽子、霞帔坠、梳背、銙带、花饰一样都不缺；就连碗盘盏勺也都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光。宋代真的是中国金银器史上第一个“全民金光”的时代。 1967年青阳宝塔地宫抬出来一枚才7克重的小金牌也很有讲究。金牌上刻了94个字楷书：“绍兴二十五年，保义郎章华全家施财建塔。”这块金牌放在银盒子里跟“释宗景施银牌”放在一块儿。宋代塔基金器大多是棺材、宝塔、瓶子、佛像或者牌子的样子，唯独金牌是专记建塔功德的。牌子虽然小却蕴含着大历史，它让一座石塔拥有了“金字碑”，也让后人得以窥见当时佛教信众的集体狂热程度。 至于那些隋唐时期的金银器风格转变也是很有意思的变化过程。隋唐那会儿是中国金器的“青春期”，开放的格局让国外的金银器风一下子就吹进来了。从波斯錾刻到粟特联珠纹，长安洛阳的集市里到处都能看到“胡气”。中唐以后外来影响慢慢退潮了，工匠们就把龙凤、缠枝、花鸟重新组合在一起，最后定下了“富丽堂皇”的中国风格样式。 权力下放这块也挺值得一说。宋朝人把金器做成了日用品、礼品甚至冥器使用的对象了。这种变化是由市场催生出来的品牌竞争导致的结果。而技艺普及这块更是让锤揲、錾刻、镶嵌、鎏金这些全套流程都走向了民间。 从这一系列变化就能看出来一个趋势：金银器不再只是庙堂上的祭器或者皇权的象征符号了。它们顺着商队、沿着运河、穿过墓志铭一点点地钻进了普通人的发间、腰间还有日常生活里面——金光终于褪去了那层冰冷威严的外壳，开始在市井烟火里闪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