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小额借款纠纷为何演变为亲情对簿公堂 基层法院受理的纠纷中，民间借贷与家事矛盾交织的案件并不少见。兴化法院近期调处的一起纠纷，表面上是10万元借款是否归还，实质却是家庭成员间信任受损、情绪长期累积后的集中爆发。2014年，弟弟因经营周转困难，姐姐一次性拿出60万元支持，其中50万元按投资安排，10万元以借款形式确定。此后生意受挫，姐姐多年未就投资收益追责，仅要求归还借款。但在较长时间的拖延、争执与相互指责中，姐弟间从口角升级到多方协调仍难落地，最终进入诉讼程序。 原因：法律关系清晰，情感裂缝更难弥合 从法理层面看，借款事实相对明确，债权主张亦未明显超过时效，法院依法可裁判。但矛盾难在“法律可判、关系难修”。一上，债务人以“资金紧张”反复推延，同时出现购车、装修等消费行为，容易被债权人解读为“有钱不还”，刺激对立情绪。另一方面，家庭内部往往缺少规范的财务边界，借贷、投资与赠与相互混杂，一旦经济预期落空，旧账被反复翻出，情绪便持续发酵。更关键的是，本案还存隐性当事人因素：弟媳对借款的知情与责任认定成为新的争议点，在签署协议的关键阶段引发反弹，导致协商一度中断。 影响：一纸判决能定输赢，难抚创伤也难解后患 若简单以裁判方式终结纠纷，债权可能得到确认，但家庭关系的修复空间会被压缩。当亲属对簿公堂，往往伴随“站队”“指责”“翻旧账”等连锁反应，容易波及其他家庭成员，甚至影响邻里评价与基层稳定。对当事人而言，诉讼程序成本、时间成本与心理成本叠加，可能出现“判了也难执行”“执行又更撕裂关系”等现实难题。对司法资源而言，家事类纠纷若缺少有效的前端分流，易造成案件堆积，影响审判质效与群众获得感。 对策：驻院调解员前移关口，以多轮沟通促成可执行方案 为提升纠纷源头化解能力，兴化法院今年5月一次性聘任6名驻院调解员，推动诉前调解从制度设计走向常态运行。该案中，调解员接手后首先采取“分头沟通、先降温再对焦”的策略，通过电话联系分别梳理事实与诉求：对债权人强调依法维权路径与诉讼成本，同时引导其明确底线与核心关切；对债务人则释明借款法律责任，促其正视履行义务，并从亲情角度推动其表达还款意愿。针对关键阻力——弟媳对债务的否认，调解员在正式调解阶段及时调整方法，采取“背靠背”疏导，把争执从情绪宣泄拉回到事实核对与方案设计，推动双方围绕“能否履行、如何履行、分期安排是否可行”展开实质协商。最终，双方达成分期还款安排：弟弟承诺按年度分期偿还，形成可操作、可监督的履行路径，姐姐亦在情感与利益之间作出平衡，选择以协议收束矛盾。 前景：多元解纷向纵深推进，关键在机制协同与能力建设 从这起纠纷的化解过程看，诉前调解的价值不仅在于“少开庭”，更在于把矛盾解决在关系尚可修复之时。下一步，推动该机制走深走实，需要在三个上持续发力：一是完善衔接闭环，强化“调解—司法确认—履行督促”联动，提升协议履行率，避免“调成不履行”带来的二次矛盾；二是提升专业化水平，围绕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继承等高频领域加强调解能力建设，增强对隐性当事人、复杂利益结构的识别与应对；三是加强基层协同，与社区、村居、综治等力量形成信息互通与风险预警，将纠纷化解从“事后调处”逐步前移到“事前预防”。
这起姐弟纠纷的成功调解，展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当法律遇上亲情，兴化法院的做法证明：司法工作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如何更高效、更人性化地化解矛盾，这起案例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随着多元解纷机制的优化，相信更多类似纠纷能在诉前得到妥善解决，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