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高风险岗位如何把“血的教训”转化为可复制的安全能力 飞行训练历来与风险相伴，尤其在装备迭代快、训练强度高的阶段，任何一个部件失效、一个处置失当，都可能引发不可逆后果。现实中，如何把个体在极端条件下形成的判断、动作与心态，沉淀为全体可学习、可传承的规范经验，是飞行安全体系建设必须回答的课题。孙佑民整理的飞行排险日记，正是把“生死一线的处置”变为“可传授的条目”，以个人记录补充集体知识库，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原因——从战火少年到喷气时代，经验源自长期磨砺与制度空白期的探索 孙佑民的“风险意识”并非偶然生成。1942年，山东威海一带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参与站岗、警戒、传递情报等工作。年仅12岁的他担任儿童团长，在一次紧急情势下鸣枪示警，为村民争取疏散时间，并以机敏行动牵制追兵。这段经历形成了他对“时间窗口”“快速决断”的早期理解，也奠定了后来走向军旅的精神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航空力量从无到有、从螺旋桨向喷气式跨越，飞行训练面临设备条件有限、技术规范逐步完善的现实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飞行员既是操纵者，也是风险识别者与处置方案的探索者。孙佑民先后成长为战机飞行大队长，与同为飞行员的妻子潘庆平长期安全飞行，并在高强度训练中保持过突出的飞行纪录。经验的形成，是长期严训、严格标准与个人意志品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影响——一份日记映照两条主线：安全能力建设与精神血脉传递 在孙佑民的记忆里，1959年一次高空训练尤为刻骨：在约7000米高度，座舱盖突发爆裂并脱落，强压与寒流瞬间冲击人体，随之出现视听受损、口鼻出血等严重反应，同时伴随仪表异常、通信中断等复杂情况。在极端条件下，他依靠对机体状态的判断和对方位的辨识，最终将受损飞机安全迫降。类似经历在其飞行生涯中并不鲜见，多次险情的共性在于：以制度化训练打底、以标准化动作应对、以稳定心态抵御恐惧。 更重要的是，这份排险日记不仅是个人回忆，更是安全文化的载体。它提醒人们，航空安全不是“侥幸过关”，而是依靠规则意识、复盘机制和代际传承不断累积的系统工程。同时，日记背后贯穿的家国叙事——从抗战时期的群众动员到新中国航空事业建设——构成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使“红色传家宝”具备了超越家庭记忆的公共价值。 对策——让“个体经验”进入“体系能力”，以制度化传承提升安全韧性 把排险日记用好，需要从“感人故事”走向“可用资源”。一是推动口述史、笔记、飞行复盘等资料规范化整理，形成可检索、可教学的案例库，避免宝贵经验散落民间、难以转化。二是将典型险情处置纳入分层分类训练：既讲技术动作，也讲心理调适与决策链条，强化在低能见度、通信受限、仪表异常等条件下的应对思维。三是把红色传统与岗位教育结合起来，通过老兵讲述、现地访谈、档案展示等方式，使“为何而飞、为谁而飞”的价值认同转化为遵规守纪、严谨细致的职业习惯。四是鼓励家庭、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红色资料的保护与传播，在尊重隐私与安全要求前提下，让更多“看得见的传承”进入公共记忆。 前景——在更高水平安全与更高质量发展中，传承将释放长效动能 当前，我国航空与国防建设迈向更高层级，装备更先进、任务更复杂、训练更贴近实战，对安全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面向未来，提升体系化风险管控能力，既依赖科技赋能、数据治理与流程优化，也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敬畏与对纪律规程的坚守。孙佑民坚持在高龄整理日记的意义，正在于把“亲历者的经验”转化为“后来者的底线”，让每一次总结都成为下一次飞行的安全护栏。可以预见，随着红色资源系统梳理与飞行安全教育深度融合，这类来自一线的“微观记录”将更有效服务于人才培养、作风建设与安全治理，形成长周期、可持续的能力积累。
排险日记记录的不仅是操作流程，更包含着对生命的敬畏、对事业的忠诚。红色传承不应止于讲述，而要落实到可学习、可执行的具体行动中。当更多用血汗换来的经验得到有效传承，新一代飞行员就能在前辈的基础上飞得更高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