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的十月，钱塘江面被雾气笼得严严实实。杭州将军府外面，有辆破马车偷偷拉走了几个穿着胡服的女人。车子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滚过，只留下浅浅的水痕。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这肯定是年羹尧被赐死之前处理最后一件私事的——给那些他在青海娶的蒙古小妾找个归宿。 说起这事儿，其实比战场上的厮杀还要让人心里发寒。现在人们说起年羹尧，往往只记得他目中无人、脾气大，可在雍正二年春天，他确实风光得不得了。打平了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他拿着皇上赐的尚方宝剑进京领赏，封了一等公，还当了太子太傅，穿着绣有四团龙的官服往回走，满朝文武都不敢出声。 那些蒙古王公眼看着他这么厉害，也想趁机套近乎：短短几个月里，十多个出身科尔沁和喀尔喀的姑娘就被送进了他的军营。表面上是结亲家，实际上是在赌一把。这些小妾不全靠脸蛋好看挑进来的，更重要的是家里的血缘和利益。草原上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是能把女儿嫁给年大将军，就在北京城里留了条后路。年羹尧也正好借此机会稳住后方——他要人要马，更不想西北出乱子。所以每当深夜翻牌子的时候，他多看两眼那些草原姑娘的笑脸，却很少问她们到底姓甚名谁。 雍正对这桩桩婚事并没有马上管，只是在圣旨里轻轻带过一句：“酌情办理吧。”看完之后，只让张廷玉苦笑一声。皇帝心里跟明镜似的：大将军远在西边守边，总得有人伺候着吧。可是“人情”多了，边关上的私心也就容易生出来。果然两年后，年羹尧回京谢恩时，身后跟着十几个蒙古女人，坐的是花车轿子、吹的是唢呐锣鼓。偏偏这时候赶上太后驾崩了，这不是明摆着要自毁长城吗？ 到了雍正五年，年羹尧先是被贬去杭州当副将，接着又去山东登州道做官，最后连个小小的千总都没保住。手里的权力就像潮水一样退得飞快。朝堂上还在暗暗较劲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危机四伏了。那天晚上，他把贴身管家桑成叫到书房里，只说了两句话：“今晚咱们动身。那些人，都带走。” 桑成的手心全是冷汗却不敢多问。“大人，天凉了，该走了。”“走吧，走这最后一程。”当晚，那十几个女人就被分成了两拨走。最受宠的乌云琪琪格和桑朵乃肚子都有点微微隆起了，她们心里清楚命全在肚子里的孩子身上。另外几个都吓得缩成一团提着包袱。按照年羹尧的吩咐，乌云琪琪格和桑朵乃跟着桑成南下躲起来；剩下的人以后由内务府送回草原老家。至于为什么不让她们去北京，一是怕连累家里的老婆孩子亲戚；二是怕草原王公借机找麻烦。 青海那边的联姻现在成了烫手的山芋留在内地反而安全。历史档案里的线索也证实了这个决定。雍正六年十二月有一份刑科抄录的年家私账提到：“桑成领了一万两银子、三百两金子，带着三个女人去了江南。”没写具体是谁却跟传闻对上了号。第二年春天户部报告说蒙古科尔沁部多伦亲王写折子想把女儿找回来被军机处驳回了理由是“人已经找不到了”。 从那以后就没人再提这事了再说乌云琪琪格雍正朝的起居注里有过一点记录说“年逆妇库济氏偷偷跑了没人知道去哪了”。库济就是琪琪格她爸色卜腾札尔原来的姓说明这女人确实怀了孕可惜官方资料再没下文了倒是乾隆初年江南有个叫“生记”的马贩子同行说他“熟悉蒙古地方能识马性还懂满蒙汉三种语言”。有人去查他的底细隐约提到“他的母亲是北方王公家的”。 这种说法真假难辨不过跟当年那辆消失在烟雨里的马车倒挺像留下来的那些姑娘多半又回了部落成了政治错误的牺牲品草原社会对再嫁并不避讳她们要么被嫁给别人要么被送到庙里去写到这里真让人感慨战功和荣宠说没就没女性的命运却总被时代裹胁着无法反抗。 有人问既然没有满门抄斩皇上为什么还要放过这些小妾答案就在政策上年家正妻是宗室女皇上不愿意得罪自家血脉至于那些小妾皇上既想显示仁慈也不想给蒙古各部添新仇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让她们“自己想办法活”。于是台面上的诏书说“让她们随便怎么办”；背地里就默许大家别声张桑成后来去了哪里同治年间《临安府志·杂传录》里写了“前朝有个马贩叫桑某这人很小心住在杭州城外子孙都靠贩马过日子”。 学者推测这桑某可能就是年羹尧的老仆人如果这是真的那辆驶出将军府的马车最终变成了杭嘉湖平原上那些往来的客商车辆驮着盐和棉纱而不是王公贵族的金鞍至于车里那些女人后来的命运史书没说人世也不再追究年羹尧的一生就像只老鹰高高飞起转眼就摔了下来那群蒙古小妾的行踪就像草原上的沙子被风一吹就散了唯有几页残破的档案偶尔让后人看见轻纱罗裙在战火背后的一点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