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保育阶段死亡率偏高、抗生素使用压力增加。 高密度养殖区域，猪群面临的流行病学风险更复杂。一家存栏约2500头母猪的猪场实行四周龄断奶，仔猪断奶后转入场外保育舍饲养。近年来，猪场逐步实现后备母猪自繁自养，仅外购精液用于繁殖，并按程序为猪群接种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疫苗。尽管外部生物安全措施较为严格——车辆不进入清洁区、人员需经淋浴更衣流程入场、死畜在外部区域集中处理——保育舍死亡率仍不时攀升，治疗与预防性用药强度长期偏高，尤其是青霉素类药物用量明显超出既定控制目标。 原因——PRRSV反复输入叠加继发感染，链球菌成为主要矛盾。 调查显示，该场位于养殖密集带，PRRSV防控长期处于波动状态，平均每年都有新毒株输入，导致母猪繁殖表现受损，并显著放大断奶后仔猪的健康风险。疫情暴发后，断奶仔猪体况偏弱，数周内死亡率迅速上升。继续分析发现，后续死亡增加并不完全由病毒性呼吸道症状直接造成，更关键的推动因素是继发性细菌感染的集中暴发，包括大肠杆菌、副猪嗜血杆菌以及尤为突出的猪链球菌。与分娩期及断奶后腹泻相比（以大肠杆菌为主、对死亡贡献相对有限），链球菌有关病例呈现“治疗频繁、复发率高、死亡难降”的特点，成为拖累生产指标、推高用药强度的核心瓶颈。 影响——死亡损失与用药风险叠加，生产效益与控药目标双重承压。 自2018年推行谨慎用药以来，猪场加强了对保育环节的检测与评估，希望在减少关键抗菌药物使用的同时降低死亡率。但实践表明，无论是哺乳期多次肌肉注射阿莫西林等青霉素类药物，还是保育阶段口服与注射并用，都难以稳定遏制死亡率。用药量居高不下不仅推高成本，也带来耐药压力与管理负担；而死亡率的反复则直接降低仔猪成活与出栏效率，影响繁殖到育肥全链条收益，猪场陷入“高死亡—高用药—仍不稳定”的被动局面。 对策——以菌株溯源为抓手，从“控毒”转向“控毒+减菌”的综合治理。 在多轮措施未达预期后，猪场将重点转向链球菌的精准识别与传播链分析。2018年曾验证一种基于氢氧化铝的自源疫苗，但未见明显改善。随后在2018年至2021年间，又先后尝试单月桂酸甘油酯、酸化剂及商品化疫苗等方式，同样未取得实质进展。基于此，2020年启动更系统的项目，对母猪与断奶仔猪中流行菌株进行分离鉴定与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母猪端与断奶仔猪端传播的主要血清型一致，均为猪链球菌9型，提示场内可能存在较稳定的菌源与传播通道。同时，对与该血清型相关的毒力因子进行评估，聚焦与致病力和临床表现相关的关键指标，为后续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免疫策略、用药方案与管理控制点提供依据。检测还提示，不同分离株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存在差异，说明仅凭经验用药难以实现稳定控制，需要强化基于实验室结果的精准治疗与分层管理。 前景——从单点措施转向系统治理，减菌控药需要“数据化+流程化”。 该案例表明，在高密度养殖背景下，外部生物安全措施“做得规范”并不等于风险“不会进入”，病毒仍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突破防线；而一旦仔猪免疫与体况被削弱，继发性细菌感染往往成为决定死亡曲线的关键变量。未来要实现死亡率下降与抗生素减量并行，需要将“降低链球菌菌压”纳入全流程治理：一上持续压降PRRSV等基础性风险，提升断奶仔猪质量与抗应激能力；另一方面把菌株监测作为常态工具，明确主要血清型与毒力特征，优化免疫与治疗决策；同时在保育舍强化分群饲养、清洁消毒、通风与密度管理，减少传播机会，并将用药数据与死亡数据联动评估措施效果，形成可复盘、可迭代的管理闭环。
保育阶段的高死亡率往往不是单一病原造成，而是区域疫病压力、断奶应激与场内菌群失衡叠加的结果。以数据为依据锁定主要矛盾，从“被动用药”转向“主动降菌压、控传播、稳生产”——不仅关系到猪场经营效益——也检验现代畜牧业生物安全与审慎用药上的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