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宗法结构变化，咱们先从禹的时代说起。禹在阳城接受了禅让，当上了天子。他不仅给自己加了冠冕、拿着玉圭，还把部落联盟变成了国家。这种把政权一代代传下去的做法，让夏代以前那个大家共用的天下变成了某个家族的天下。《礼记·礼运》里描绘的大同理想社会终究没能实现，中国也就正式迈入了阶级社会。 夏商两代的统治者把王权搞得特别神秘。禹这一戴冕执圭，就不再是个普通的部落酋长了，成了帝王的象征。到了商代，商王还要去祭祀河神、攻打鬼方，战争和祭祀合在一起进行。在商朝中央，有“相”“尹”“保”这些当官的，伊尹连废立君主的大权都有，他简直就是首席执政官。周文王后来被商纣王封为“西伯”，赐了弓矢斧钺，实际上他就是个诸侯国的国王。 周武王打败商纣以后，把外面的地盘分给了亲戚、功臣还有古代帝王的后代。周公当政的时候又立了七十一个国家，姬姓的有五十三个。这就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金字塔结构。诸侯得给周王进贡、朝拜、打仗、帮忙办丧事。天子和诸侯之间既有血缘关系，又得遵守君臣的规矩。 宗法制是从父系家长制变来的，最关键的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不管是天子还是诸侯、卿大夫，都是嫡长子当老大。剩下的那些儿子就分封为士或者大夫，形成一个像树一样往外发散的结构。同姓的人既是兄弟又是臣下，异姓的贵族通过联姻变成亲家。周公帮周成王平定了三监之乱后，宗法制和分封制就绑在了一起：分封管怎么管理政权，宗法管怎么分权力。 虽然这套制度老得很，但对后世影响特别大。层级分明的权力网络其实在西周就有了苗头。中国历代皇帝都是用宗室、功臣和姻亲这三股力量来互相制约的。“家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秦始皇、汉武帝一直到明清的皇帝都在抄这套作业。所以说夏商周的制度根本没消失，它们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政治文明的源代码。 不过后来的情况就变了。到了西周后期，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大，“世袭封国加上相对独立”这种架构成了割据的隐患。春秋时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战国的时候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分封制没法挡住兼并的浪潮时，宗法制也就松动了。“嫡长子继承”开始被“谁拳头硬谁说了算”代替了。旧的制度在铁与血的冲击下慢慢退场了，新的封建社会也就慢慢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