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识别技术正重塑社会治理方式。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已广泛用于机场安检、公安追逃、政务服务等场景，提升了治理效率和公共服务体验。但其“双刃剑”效应也越来越突出：如何在发展中把边界划清、在使用中把风险管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问题的难点在于，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差异很大，风险等级和保护需求并不相同。以公共场所图像采集为例，机场、车站等高风险区域与居民小区、商业街区的安全需求明显不同，但现行法律框架往往采用“一刀切”的规制方式。实践中因此出现两种偏差：一上，对部分场景管得过严，影响便民技术推广；另一方面，对部分场景管得不够，导致个人信息被无序采集和使用。技术赋能的异化现象同样值得警惕。生物识别系统依赖大规模数据采集与分析，本应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但一些应用中，过度依赖数据留痕与量化考核，反而助长形式主义，甚至演变为“数字官僚主义”。有的地方政府在需要柔性处置、综合权衡的治理情境中，用技术判定替代必要的人文考量，导致决策僵化、治理简单化。技术原本是工具，却在某些场景中变成固化行政惯性、回避复杂矛盾的手段。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也面临挑战。现行规则以“知情同意”作为信息处理合法性的基础，但在生物识别信息处理中，由于信息不可更改、技术存在“黑箱”、处理者与个人之间权力与信息高度不对称，传统的“告知—同意”机制正在失效。用户往往难以真正“知情”，“同意”也常常是被动选项。尤其在就业、入学、基本公共服务等场景中，个人缺乏实质性的拒绝权，继续削弱公众信任。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现有治理体系未充分回应生物识别技术在不同场景下的差异性与动态复杂性。专家建议，应推动治理方式从“粗放管控”转向“精细治理”，从“单一规则”转向“场景匹配”，在释放技术效能的同时有效控制风险。具体而言，应根据应用场景的风险等级、信息敏感度、使用目的等因素，制定差异化规范标准。对高风险场景，建立更严格的审批程序和监督机制；对低风险场景，采取更灵活的管理方式，兼顾便利与效率。同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强化用户的知情权与拒绝权，并建立可操作的救济渠道。此外，还应加强伦理审查与风险评估。技术部署前要充分论证，评估其对个人隐私、社会公平诸上的潜在影响；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定期评估实际效果，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推动生物识别技术的负责任应用，也离不开政府、企业与社会各方共同参与。政府完善法律与监管，企业强化技术伦理与合规责任，社会组织发挥监督与倡导作用，公众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形成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才能构建既发挥技术优势、又有效保护个人权益的数字治理生态。
生物识别技术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数字中国建设全局。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更需要以审慎态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只有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效率与安全兼顾，才能在技术创新与社会治理之间找到更稳妥的平衡点，推动科技向善，回应当下挑战，也为未来数字文明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