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丁培仁加入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此后一直在道教文献和思想研究领域深耕。他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课题，撰写了七部辞典条目，还参与点校《中华道藏》，同时在《宗教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此外，他还与海外学者保持密切交流，并受聘为青城山道教学院的特聘教授。他的工作旨在把那些已经散乱的早期道经重新拼凑起来，让它们能开口说话。 把视野拉回到先秦时期，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老子在生前并没有建立起像基督教或佛教那样的教团。到了道教正式成型的时候，却把老子奉为了教主。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时间拉锯”局面：若以成书时间来衡量，《老子》更早；若以教团诞生作为标志，《太平经》又显得更早；至于思想影响力，《老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最早的道经”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采用何种标准。 唐朝时期的闾丘方远编撰了《太平经钞》。王明先生利用了二十七种引书对《钞》进行校补，最终将其恢复成了原貌。敦煌发现的南北朝写本S.4226《太平部》卷第二保留了“干氏（于吉）本”的卷目。这说明百七十卷本属于上清派的传本，《钞》甲部还引用了上清派的经典《灵书紫文》和《上清后圣道君列纪》。尽管如此，现在流传的版本大体上还是保留了东汉中后期的风貌，成为了研究早期道教最核心的文本之一。 再把眼光投向西汉末年。当时有个名叫甘忠可的人创作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一共十二卷，后来被官方归入了“谶书”类别。根据《汉书·王莽传》的记载，甘忠可的这本书也被收藏在了兰台石室里。因为汉代的秘密书籍（包括佛经《四十二章经》）都藏在那里。这本书宣称天帝派遣真人下凡来教导世人，方士则负责传道救世，其形态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道书。可惜原书已经失传了。不过东汉顺帝时期的《太平清领书》很可能继承了它的一些思想脉络。 把这部书的身份罗列出来看：它又名《太平经》和《太平青领文》，是因为用青色绢帛包裹、专门讲述“致太平”的道理而得名。全书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作为纲要，每部有十七卷，所以也被称作《甲乙经》。到了晋代就出现了百七十卷和五十卷两种不同的版本。南朝又出现了一四四卷本的《太平洞极之经》。明朝的《正统道藏》收录了五十七卷的本子，但缺失了甲、乙、辛、壬、癸五部和一些零散的内容。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最接近原貌的“残本”。后面还附有《太平经复文序》和《太平经圣君秘旨》。 回到关于最早道经的争论上。学术界给出的答案常常显得有些犹豫：《太平经》被公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系统道书，但与它同时代的张陵所撰写的《太平清领书》也经常被并列起来看待。如果把时间轴往前推得更远一点，老子的《道德经》就早早地站在那里了。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到底应该按照哪条标准来定义“最早”呢？ 张角给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他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标举了“中黄太一之道”，发动了黄巾起义。《三国演义》开篇就讲述了这件事。一部道书就这样把汉朝推向了改朝换代的悬崖边。于吉所推行的道法号为“太平青领道”。按照五行学说，木能生火，汉朝崇尚火德；献上青领道就是在“兴火”。张角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引发了这场动乱。 人们把世界分成三重网格来理解： 元气演变成一而形成天； 天分出阴阳二气而形成地； 天地相合成为三而形成人。 这三者共生共存，万物才能得到养育。作者借此呼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要相互“调和”，提出了“君臣民三者相通”的主张。具体的细节包括： 元气有三个名字：太阳、太阴、中和； 形体有三个名字：天、地、人； 天体有三个名字：日、月、星； 地理有三个名字：山、川、平土； 人伦有三个名字：父、母、子； 治理有三个名字：君、臣、民。 当这三者各就各位的时候，天下就能太平安宁——这就是全书的底层逻辑。 另外一种成仙的路径是“尸解”——身体消亡但精神不灭，形骸留在人间而精神迁往别处。这两者都强调“力学可致”的理念：守一、存神、食气、符咒、灸刺、医方等各种方法都被列举出来。《后汉书·襄楷传》因此称这本书“多巫觋杂语”。 人们把个人命运与宗法社会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太平经》继承了《周易》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提出了“承负”的理论：“力行善反得恶者”，是因为承担了先人的过错，灾祸前后积累起来危害了这个人；“行恶反得善者”，是因为先人有深厚的积累和大功，这些福祉流传到了这个人身上。上天时刻监视着人间，如果政治失去了纲纪也会“转相承负”，后代受灾尤其严重。顺便提一句，“天地君亲师”的提法也首次出现在这本经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