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薪酬与创收挂钩易诱发医疗行为偏差 “外科医生要善于开刀，更要善于拒绝开刀。”两会讨论中，围绕医务人员薪酬分配机制的议题引起热议。委员建议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创收挂钩，核心指向在于：一旦将收入与药品、耗材、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直接绑定，医疗行为可能被“经济指标”牵引，出现不必要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现象，进而损害患者权益，侵蚀医患互信，也削弱医疗体系的公益底色。 原因——公立医院运行压力与考核导向叠加 医疗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治病救人、守护健康是行业根本使命。但在现实运行中，部分机构在成本上升、人才竞争、学科建设等压力下，容易通过业务规模扩张寻求收入支撑；同时，个别地方或医院内部将科室收入、项目数量等作为重要绩效指标，导致“以量论功”的倾向。上述因素叠加，使少数医务人员在诊疗决策中面临“技术判断”与“绩效考核”之间的张力，进而产生制度性扭曲风险。 影响——既关乎患者利益，也关乎行业长远 薪酬与创收挂钩带来的后果具有外溢效应：对患者而言，医疗费用是否合理、诊疗是否必要，是最直接的关切；收费如果缺乏透明解释，或诊疗路径被质疑夹带利益考量，即便费用并不高，也可能引发不信任。对行业而言，过度医疗会推高整体费用水平，挤压基本医疗保障空间；对医务人员而言，长期“背指标”“拼创收”会加重职业压力，弱化以患者为中心的专业价值导向，不利于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高质量医疗供给。 对策——以制度组合拳推动“价值导向”替代“规模导向” 从政策层面看，薪酬改革已有明确边界。早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在涉及的文件中就提出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并严禁设定创收指标，为防止医疗逐利化划出红线。下一步关键在于把“红线要求”转化为可执行、可考核、可监督的制度安排。 一是强化财政与政策保障，减轻医院对“创收维持运转”的依赖。落实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相关要求，合理确定薪酬水平与人员支出比例，使医院通过规范提供医疗服务获得合理回报，而不是通过扩大不必要项目“以量补缺”。 二是重塑绩效评价体系，把考核重点从“收入、数量”转到“质量、能力、贡献”。将临床技术水平、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疑难危重症救治能力、合理用药与合理检查等指标纳入核心评价，建立与岗位风险、技术含量、劳动强度相匹配的分配机制，推动绩效向临床一线、高风险岗位、紧缺专科和高技术含量服务倾斜，让“优劳优得”有据可依。 三是完善监管与内控，堵住“变相挂钩”的制度漏洞。对以“项目提成”“科室收入排名”“耗材使用量”等形式变相设置利益指标的做法加强治理，健全处方点评、临床路径管理、费用结构监测、医保支付协同监管等机制，形成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闭环。 四是以改革经验为参照，推动可复制的制度路径落地。福建三明医改的探索表明，破除薪酬与创收的强关联，实行与岗位职责、服务质量相衔接的薪酬分配机制，有助于把医疗服务拉回公益轨道。在一些地方实践中，收入结构更稳定、医务人员积极性提升、患者负担趋于合理的效果逐步显现，为深入深化改革提供了可借鉴样本。 前景——以“脱钩创收”为抓手，推动医疗高质量发展 “脱钩”并非否定公立医院合理运营收益，而是要求收益来源回归规范诊疗与合理收费，要求医务人员价值回归专业能力与服务贡献。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方式、医院治理结构、绩效分配制度需要协同发力。可以预期，若财政保障更有力、评价体系更科学、监管更精准透明，“不该开的刀坚决不开”将更有制度支撑，医疗服务将更聚焦必要性与有效性，医患关系也将获得更牢固的信任基础。
医疗改革的成败，最终取决于能否让医疗服务重新聚焦于其本质使命。薪酬与创收脱钩不仅是一项政策调整，更是对医学职业价值的重新确认，是对医患信任关系的重新构建。这项改革考验着制度设计的智慧与温度，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当医者不再为创收所累，患者也不必为费用合理性所忧，医疗卫生事业才能真正回归守护人民健康的初心，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的更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