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融合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然而，在实践推进中，我国非遗活化利用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亟待引起重视。
一方面，部分地区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将非遗过度商业化、同质化处理，导致其文化内涵被严重稀释、精神内核遭到扭曲。
另一方面，部分非遗项目因过度强调原真性保护而与大众生活场景脱节，陷入"博物馆式"的生存困境，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活态传承。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反映出当前非遗保护与利用之间存在的深层矛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指出，把握非遗活化利用的"度"，本质上是处理好三组核心关系的问题。
这既是非遗传承的关键命题，也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中，应以保护底线界定利用边界。
非遗的活态性决定了其传承离不开利用，但利用必须以保护为前提。
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底线与边界的统一。
非遗作为特定族群文化记忆的载体，其核心价值在于文化本真性，包括技艺流程的完整性、文化内涵的准确性、精神内核的稳定性。
因此，文旅融合中的利用需在保护底线内拓展应用场景。
苏州评弹在园林旅游中的沉浸式演出是典范案例。
这种做法既保留了说书与弹唱的核心技艺，又通过园林场景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
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纸制作技艺通过旅游商品开发获得的收益，用于传承人培养与技艺抢救，形成了保护与利用的良性闭环。
相反，若突破保护底线，如将昆曲改编为流行歌曲、将苗族银饰改为机器批量生产，则会导致非遗的文化失范，失去其传承价值。
在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中，应以传统内核引领创新方向。
非遗的创新性发展是活态传承的关键，但创新并非无边界的突破，而是以传统内核为核心的适应性调整。
传统内核是非遗的文化基因，包括价值理念、精神象征、技艺本质等。
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表现形式创新，以适配现代旅游场景。
故宫文创产品提供了有益借鉴。
故宫的榫卯结构玩具保留了中国传统木工技艺的核心，但创新为适合现代儿童的益智玩具；故宫口红的设计灵感源于清代点翠首饰，保留了传统纹样的文化象征，却创新为符合现代审美与使用场景的化妆品。
这种创新既未脱离非遗的传统内核，又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在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中，应实现二者的协调共进。
文旅融合中，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并非此消彼长，而是以文化价值为根脉与灵魂，以经济价值为支撑与动力，形成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
必须明确的是，非遗的经济价值源于其文化独特性。
游客选择体验非遗旅游项目，本质是对其文化价值的认同，而非单纯的消费商品。
福建莆田木雕非遗旅游项目中，游客愿意支付较高费用体验木雕技艺，并非因为木雕产品的实用价值，而是因为其承载的工匠精神与闽南文化内涵。
安徽黄山徽剧的实景演出，游客的消费意愿源于对徽剧唱腔艺术与徽州文化的认同。
因此，非遗活化利用需坚持文化价值优先原则，让经济价值成为文化价值的支撑，而非主导。
若颠倒二者关系，以经济价值主导文化价值，则会导致非遗的商业化异化。
为切实把握非遗活化利用的"度"，需从四个维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策略。
首先，要明确活化利用的底线与边界。
针对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需明确其不可触碰的核心要素，作为活化利用的底线。
对于制瓷、刺绣等传统技艺类非遗，核心要素包括技艺流程的关键环节、原材料的传统标准；对于节庆、仪式等民俗类非遗，核心要素包括仪式的精神内涵、参与主体的身份认同。
其次，要建立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
非遗保护与利用需要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传承人、旅游企业等多方参与。
政府应制定明确的政策导向，学术机构应提供理论支撑，传承人应掌握话语权，旅游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形成保护与利用的合力。
再次，要创新非遗展现的场景形式。
在保持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沉浸式体验、文创产品开发等多种形式，让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扩大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最后，要完善监管保障机制。
建立非遗活化利用的评估体系，对过度商业化、失真变形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确保非遗在活化利用中不失其本真性和文化价值。
非遗的活化利用是一场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双向奔赴。
只有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才能让非遗真正“活”起来、“火”起来。
未来，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化和社会认知的提升，非遗有望在新时代焕发更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