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资律所重返中国市场——联营模式成主流选择 近日——英国老牌律师事务所品诚梅森宣布与深圳华商律师事务所在深圳前海合作区设立联营办公室。品诚梅森创立于1769年，长期深耕基础设施、能源及科技领域的大型跨境项目，曾参与港珠澳大桥、伦敦2012年奥运主场馆等标志性工程的法律服务工作。此次联营，是其在华业务的战略性升级。 事实上，过去数年间，外资律所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并不平坦。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法律市场本土化程度持续提升，加之监管规则明确限定外国律所不得办理中国法律事务，使得外资律所在境内常规法律业务领域几乎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因此，中外律所联营模式逐步被探索和确立，成为双方在制度框架内实现优势互补的现实路径。 品诚梅森此次选择的合作伙伴华商律师事务所，是深圳本土综合性大所，在公司法律事务、资本市场及跨境业务领域积累深厚。两家机构的合作逻辑清晰：华商具备中国法律执业资质与本土客户资源，品诚梅森则拥有国际业务网络与跨境项目经验。双方各取所长，联营模式由此成为当下最具可行性的合作选项。 二、前海成境外律所布局热土，制度优势是核心吸引力 品诚梅森并非孤例。近期，多家境外律所相继在前海落地。来自澳大利亚的星光法律专注跨境投资纠纷，重点服务大湾区企业赴澳投资及基础设施、能源领域业务；来自巴西的利时律师事务所将全球第六大办公据点设于前海，组建全中文服务团队，长期为国内头部科技及医药企业提供中巴专利跨境诉讼服务；德国老牌律所泰乐信则将北京办公室南迁，聚焦大湾区企业赴欧并购与合规事务。 境外律所扎堆前海，根本原因在于前海独特的制度设计。作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海在法律服务领域享有多项差异化政策：香港律师可在此执业，国际仲裁机构可在此设立办公室，中外律所可在此探索联营合作。这使前海成为中国境内少数专门为跨境法律服务提供制度空间的区域，也是许多在其他城市难以落地的法律服务模式得以试验的重要平台。 三、中国企业出海提速，跨境法律需求结构性扩张 外资律所重新聚焦中国市场，深层驱动力来自中国企业出海步伐的持续加快。过去十年，中国企业的法律需求主要集中于境内，公司治理、融资上市、并购重组是律师服务的主要场景，业务重心集中于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 然而近年来，该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新能源企业赴中东承建电站，制造业企业在东南亚布局生产基地，科技企业赴欧洲开展技术并购，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已从可选项演变为必答题。伴随资本与产能的跨境流动，跨境投资架构设计、国际融资安排、合规调查、国际仲裁等法律需求随之大幅增长，而这些领域恰恰是国际律所的传统优势所在。 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分工逻辑逐渐成形：中国律所负责本土法律规则的适用与落地，国际律所负责全球网络的对接与跨境事务的处理，双方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协同作业。联营模式，正是这一分工逻辑在制度层面的具体体现。 四、行业格局深刻重塑，本土律师面临能力升级压力 这一轮外资律所的回归与联营模式的兴起，对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影响不容低估。对本土律师来说，这既是合作机遇，也是能力升级的现实压力。 过去二十年，中国律师的成长路径大多围绕国内市场展开，公司法、资本市场、诉讼仲裁构成主要业务版图。但随着法律服务需求的国际化转型，仅具备国内执业能力的律师将面临日益明显的局限。跨境业务所需的国际法律知识、外语沟通能力、跨文化协作经验，正在成为新一代涉外律师的核心竞争力。 从行业整体来看，中外律所联营模式的推广，有助于推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向更高水平的国际化方向发展，也将更提升中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
国际律所重返中国市场，是法律服务分工深化的自然结果，也折射出中国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的现实；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释放跨境法律服务潜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律服务机构，将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绕不开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