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往往也是群众诉求最集中、矛盾最容易叠加的“一公里”；云南地形复杂、民族众多、边境线长，部分地区纠纷化解、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新风培育等，仍面临发展不均衡、供给不充分的挑战。如何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及时纳入议题，把分散诉求有效汇聚，把可行办法真正落地，是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治理实践看，基层矛盾的成因既有利益关系调整带来的新情况，也有城乡要素流动、产业转型升级引发的结构性变化；既有多民族聚居地区在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中的新课题，也有沿边地区在跨境往来增多、治理要素更为复杂背景下的协同治理需求；同时，生态环境治理、乡村建设与移风易俗等任务交织推进，也对治理方式提出更精细、更贴近生活场景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协商议事向基层延伸、向一线下沉，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 据发布会消息，2025年云南全省政协组织开展1300余场协商议事活动，以“院坝协商”为主要载体，推动协商与基层治理衔接。与会议室协商相比，“院坝协商”更强调走到群众身边，把话说到地头，把政策讲明白，把矛盾理清楚，把共识聚起来，把措施落下去。通过持续探索，不少地区逐步形成“党委政府有需求、群众愿参与、委员能作为”的闭环机制，既为基层党委政府增加了解题工具，也为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打开了更便捷的通道。 从工作着力点看，2025年“院坝协商”更强调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围绕六类地区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精准组织协商议事：在矛盾纠纷多发地区，突出普法强基协商议事，推动纠纷排查在前、化解在早，降低“小事拖大、大事失控”的风险；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商议事，以共同价值引领和公共事务联合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在沿边交界地区，根据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推动资源整合、机制衔接与群防群治协同，助力边境治理能力提升；在生态环境问题较多地区，围绕改善人居环境开展协商议事，把环境整治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完善推进，增强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性；在易返贫地区，聚焦产业发展议题，推动因地制宜培育产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兼顾就业增收与风险防范；在陈规陋习较突出的地区，突出移风易俗协商议事，以群众认同的方式推进制度约束与乡风文明建设结合，推动文明新风见行见效。 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协商实践，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多个上。其一，有助于把基层治理从“单向管理”转向“多方共治”，让群众参与中加深对政策的理解、增强对公共规则的认同，提升治理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其二，有助于推动各类协商渠道更好联动，形成“议题发现—协商研判—成果转化—跟踪问效”的闭环链条，减少协商与落实脱节。其三，有助于提升市县政协履职基础能力，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议事平台，缓解组织力量不足、协商机制薄弱等问题，推动委员作用发挥更贴近基层、更贴近民生。 面向下一步，协商议事要持续释放效能，关键在于把“议得好”转化为“办得成”。一上，应深入完善议题征集与筛选机制，把群众反映强烈、治理亟需解决问题优先纳入协商，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应健全成果转化机制，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表和评估方式，推动协商意见进入政策执行和项目落地环节；同时，把普法宣传、政策解读与协商过程结合起来，提升群众参与的理性程度与协商质量；还要注重在边境地区、民族地区、生态敏感区等重点区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以点带面带动整体治理水平提升。 从趋势看，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群众参与公共事务需求将持续增强，治理议题也会更加综合、更加系统。把协商议事平台建在一线，把协商机制嵌入治理流程，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基层治理从“解决一件事”走向“形成一套机制”。在此过程中，提升协商制度化水平、增强成果转化的刚性约束、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将成为决定协商质效的关键因素。
从田间地头到边境村寨，“院坝协商”以贴近群众的方式和务实作风，呈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具体实践。当民主协商真正扎根基层、贴近民生，不仅带动了基层治理的末梢运转，也在边疆民族地区搭起了凝聚共识的桥梁。这个探索说明，中国式民主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体现在广袤大地上的日常实践与实际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