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曾说，“察其心，穷其效”，可见探讨历史真相不能光盯着史实本身，历史说到底就是人的历史。如果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研究就会失去生机。因为在史学史上，各种话语虽都有事实依据，可背后的主体意识难免导致史实选择失衡和解释力度不一。随着话语权的转移，相关史事的客观性会增强，而文本作者的主观性则会逐渐削弱。 历史人物往往争议很大，这种争议通常会从生前延续到身后百年甚至千年，其形象经历着一个积累变化的过程。若只从某个历史时期去看，很难得到客观的评价。所以，这篇文章仅研究到清初为止，视野自然显得不够宽广。清修的《明史》对大礼议的解释基本算是定了调，但这场议礼本身的争议还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这是清代新的史学生态下的结果。 对历史人物形象变化进行考察时，核心在于以人物为中心。要对不同时期的文本与话语进行纵向考察。围绕同一个人的各种话语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背后的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史实选用的失衡和解释力度的差异。 后人在书写历史人物时，无论是认定史事还是评价功过，都很难完全脱离个体的价值体系。明代人对杨廷和的议礼评论就更不能脱离官方论断的框架。朝廷自有其权威不容随便私拟。特别是涉及世宗皇帝亲自定下的大礼。 杨廷和议礼问题的评价不仅是对是非对错的判断。更体现了在不同舆论形势和主体价值观念下君臣冲突及其文化内涵理解。 明亡之后虽然专制权力没了，但遗民史家复杂的情感还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私史的客观性。后人写书论史时也都受到自身情感体验、价值标准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官方态度与论断对私人话语的影响尤其明显。 从横向与纵向的角度分析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的杨廷和形象就能看出阶段性差异。纵向差异可以从舆论主流和话语惯性这些客观因素去考量，而同一时期横向的差异更多源自发论者个人的背景和立场。这种对比能帮助我们更立体真实地认识人物形象。 文章不仅探讨了杨廷和人物形象的变化与特点，还从明中后期史学生态的角度分析了情感体验对评价的影响。比如杨氏议礼的评价就深受评价者自身情感体验、价值标准及外在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