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圣禾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病毒和讲台。她的故事开始于1942年，中央大学为了躲避战火把校园搬到了重庆，柏溪分校成了她的第一站。第二年，学校又把整个部搬到了成都，朱圣禾也跟着去了。在成都，医学院已经成了独立的学院，她就成为了这所学院里的学生。1946年，学校回到南京重建时，她却没能按原计划留在中大医学院。“不是我提前把课学完了，”她解释说，“是我被借调去了浙大筹建处。”父亲找人给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和医学院院长王季午打招呼，就这样把朱圣禾安排在了浙一化验室，成了浙大医学院的一位助教。 搬到龙泉馆之前，朱圣禾和技术人员先搬进了显微镜。这个时候实验室还是毛坯房呢。她先拿苍蝇做实验，看看苍蝇是怎么把细菌带到人身上去的；然后又拿蚊子做实验，研究蚊子咬了人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疾病。虽然两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只收到了内部稿费，但这给了她“病毒免疫”方面的第一个国家级数据。 1953年，朱圣禾去上海皮肤科进修回来后，她把真菌培养技术写进了浙大的教材里。她还在50年代初期发明了国产防霉剂，让江南潮湿的实验室终于没有了霉味。1960年的时候她去了长春系统学习病毒学，回来之后马上就组建了浙江大学的病毒室，“让病毒研究从零开始在浙大生根发芽。” 文化大革命之后，新生儿疫苗这块成了国家的难题。朱圣禾牵头把浙江、上海、江苏、昆明等多地的人组织起来一起研究这个问题。1984年的时候“麻疹活疫苗免疫持久性研究”获得了卫生部的甲级科学技术奖；还有和昆明一起搞的脊髓灰质炎研究也是每两年一次全国汇报，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断过。 浙江大学合并之后有很多新需求比如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和老年大学等等。朱圣禾管着教材编写这块，提出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这三方面要求被写进了多本校本教材里。她不喜欢那些一张幻灯片就讲完全场的做法，坚持在讲台上写板书和黑板；多媒体技术可以用在学术报告上但她认为教学还是要“把知识刻在脑子里”。 一次腿摔断了之后她还坚持要去外地演讲两次，“我要听听基层医生对抗生素滥用有什么说法。”九十七岁那年她还是跨着省去给别的大学讲课把自己的经验总结成了三句话：“修身慎行才能立得住；竿头日进才能跟得上；不忘根本才能走得远。”浙大医学的百年荣光正是由无数个像朱圣禾这样的“小讲台”拼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