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近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裁决,以6票对3票的表决结果,认定白宫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关税措施违反宪法；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裁决意见中明确指出,征税权属于国会专属权力,行政部门不得借助模糊的法律条款越权行使。 该裁决的法律依据清晰而坚实。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征税权归属国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自1977年颁布以来,历届政府均未将其作为征收关税的法律基础。罗伯茨在裁决书中特别强调,涉及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的权力行使,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而非依赖对旧有法律条款的扩大解释。 裁决的直接影响十分显著。被判定违法的关税措施涉及面广泛,包括针对多个贸易伙伴以芬太尼问题、对等原则等名目征收的各类关税。据测算,这些关税原本预期在未来十年为美国财政带来约1.4万亿美元收入,如今这一预期完全落空。更为棘手的是,已经征收的关税可能面临退还,涉及金额或达1750亿美元,这对联邦财政和涉及的企业的财务规划都将产生重大冲击。 裁决公布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迅速调整执法行为,从2月24日起停止征收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开征的所有关税。然而,白宫的应对措施显得仓促而混乱。裁决下达数小时后,白宫签署新的行政令,启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这一沉睡半个世纪的法律条款,宣布对全球输美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仅仅24小时后,税率又被提升至15%并宣称立即生效。 这种朝令夕改的政策调整,不仅在国内引发法律界和商界的质疑,也在国际上造成严重的信任危机。欧盟已紧急暂停与美国贸易协议的批准程序,重新评估双边经贸关系。多个贸易伙伴对美方政策的不确定性表达关切,全球贸易秩序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 从更深层次分析,这一裁决暴露出美方贸易政策的根本性困境。2025年以来,关税措施几乎成为美方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工具。从2月以各种名目对华加征关税,到3月将税率翻倍,再到4月推出所谓对等关税,对全球一百多个经济体加征基准关税,美方的关税政策不断升级。然而,当这一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基础被司法部门否定后,整个政策架构面临根本性动摇。 需要指出,裁决后白宫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试图将政策受挫归咎于外部因素,这种转移焦点的做法难以掩盖其政策工具失效的事实。法律的权威性不会因舆论操作而改变,最高法院的裁决书虽然篇幅有限,却具有不可撼动的法律效力。 从国际贸易规则角度看,这一事件再次印证了单边主义措施的脆弱性。缺乏坚实法律基础和国际共识的贸易政策,即便在短期内可能产生某些效果,但终将面临法律和现实的双重挑战。相比之下,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虽然运转缓慢,却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最高法院裁决凸显了规则与权力的边界：当关税被过度政治化、工具化时，短期内或能制造声势，却难以承受随之而来的法律风险和经济代价。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摇摆会加剧外部不确定性。回归法治框架和理性协商，才是减少摩擦、稳定预期、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