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规模增长之后如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与高质量发展。
在“部长通道”采访中，张玉卓介绍，“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连续跨越70万亿元、80万亿元、90万亿元三个台阶，利润总额较上一个五年增长56.2%。
在规模扩张与经营向好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成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面临的关键课题。
尤其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加剧、科技创新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传统“铺摊子式”布局与同质化考核方式，已难以充分适配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与发展阶段。
原因——资产分布结构与激励约束机制仍需优化。
张玉卓指出，国有资产过去存在“战线长、分布广”的特征，高端领域布局相对不足、低端领域分布偏多，影响了国有经济更好承担国家战略任务、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以及在科技创新中形成更强支撑。
同时，科研活动特别是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等特点，如果考核机制偏短期、激励约束不匹配，容易导致企业创新投入“重近轻远”、成果转化动力不足。
监管方面，如何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减少不必要干预、促进企业依法合规自主经营，也需要更精细、更实时的治理工具支撑。
影响——以考核“指挥棒”牵引布局调整与创新突破。
张玉卓表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从三方面实现突破。
首先是国有资本布局优化，推动更多国有资产向“三个集中”方向聚焦：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通过持续调整结构，力争在数年内改变“分布广而不精”的状况，使国有经济更好发挥战略支撑作用，更好服务人民群众需要，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领域布局中形成更强能力。
对策——机制改革与监管升级同步推进，突出“放得活、管得好”。
在机制性改革方面，张玉卓强调要把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做活，构建更有效的激励机制。
对基础研究要加大投入，并对从事基础研究人员实行长周期管理，围绕关键节点建立奖励机制；对开发应用类科技人员，则要完善科技成果赋能机制，增强成果转化收益与职业发展通道的匹配度，真正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更紧密衔接。
在监管方面，国资委提出要提升有效性，促进“放得活”和“管得好”有机统一。
张玉卓明确，央企考核不再“用一把尺子量到底”，而是实行“一企一策”。
据介绍，就年度考核而言，76%的指标为个性化指标；三年任期考核中，79%的指标为个性化指标，体现对企业功能定位、行业特征、经营周期和风险特性的差异化引导。
与此同时，国资委开发智能化穿透式监管工具，在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不影响企业自主权的前提下，增强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实时监测，尤其强化对现金流运转等关键环节的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能力，以提高监管的精准性与前瞻性。
前景——以差异化考核推动央企在稳增长、保安全、促创新中更好发挥“顶梁柱”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考核体系由“共性为主”向“差异为重”转变，有利于把企业优势与国家需求更精准对接：承担安全保障与公共服务任务的企业，可在应急能力、保供稳价、服务质量等方面形成更贴合实际的评价体系；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可在效率、回报、创新和国际化经营能力等方面强化约束与激励；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则可在技术突破、产业带动、生态构建等维度获得更符合创新规律的容错与激励安排。
随着“三个集中”持续推进、科研激励更适配、监管工具更智能，央企有望在优化结构、提升效能、防范风险的统一框架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中央企业考核机制从"一把尺子"到"一企一策"的转变,折射出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
这不仅是管理方式的创新,更是治理理念的升级。
当考核更加精准、激励更加有效、监管更加智能,国有企业必将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科技创新、保障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改革永无止境,唯有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才能让国有经济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生机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