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美国白宫宣布将退出若干联合国机构的决定表示遗憾。
声明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相关决定，经联大批准的联合国经常预算和维和预算分摊会费对所有会员国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声明强调，联合国各机构将继续执行会员国赋予的授权，联合国也将继续为依赖其工作的各方提供服务，并以坚定决心推进既定使命。
问题：美国“退群”与“选择性买单”趋势再度强化 美国白宫7日发布声明称，总统当日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退出66个其认为“不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并要求相关行政部门和机构停止参与和资助其中35个非联合国组织和31个联合国机构。
此前，美国已相继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并停止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支持。
有舆论认为，美国对联合国等多边体系的经费支持正呈现更明显的“项目化”“条件化”特征，即把资金投入与自身政策议程和现实利益更紧密绑定。
原因：内政驱动与利益优先叠加，政策工具化倾向突出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类决定往往受多重因素影响。
一是国内政治周期与党派博弈推动对外政策“可见度”操作，通过收缩多边承诺、突出所谓“负担分担”议题，回应部分选民对外部投入的质疑。
二是战略层面强调单边灵活性，倾向把国际组织视为政策工具而非合作平台，在议题设置、规则谈判和资源配置上力求更强掌控。
三是财政与优先事项排序发生变化，在全球治理议题增多、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更偏向把有限资源集中于短期、可量化的回报领域。
美国国务院表示相关审查“仍在持续进行中”，也使外界对其后续是否扩大退出范围保持高度关注。
影响：多边机制承压，相关领域合作与资源供给面临不确定性 从制度层面看，成员国对多边机构的资金与参与是其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撑。
美国若减少参与或暂停资助，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加剧部分机构的预算压力，影响项目执行节奏，尤其在卫生、教育、难民救助、人权对话、发展援助等依赖持续性投入的领域。
对联合国维和与人道行动而言，资金缺口和政治支持不足都可能降低任务部署与风险应对能力，间接影响冲突地区的稳定与民众福祉。
从国际关系层面看，美国一边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采取更具强制性、对抗性的手段，另一边在多边合作框架内收缩参与度，容易被外界解读为对共同规则与集体行动的重视程度下降。
其溢出效应在于：一方面可能削弱国际社会围绕共同议题形成政策协调的效率；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其他国家与地区组织加快寻找替代性合作安排，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结构出现更明显的分化与重组。
对策：联合国坚持授权任务，成员国需以规则与责任稳定预期 面对不确定性，联合国方面明确表示机构将继续履行会员国授权任务，强调会费义务的法律约束力，意在以制度规则稳定预期、避免“去责任化”扩散。
对国际社会而言，维护多边体系有效运转，需要各会员国在预算缴纳、人员参与、项目协作等方面保持连续性，同时通过更透明的绩效评估与治理改革，提升机构执行力与公信力，减少政治化操作空间。
同时，相关机构可通过优化预算结构、强化跨机构协同、拓展多元资金渠道等方式增强韧性，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在议题推动上，应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聚焦和平、安全、发展与人权等核心使命，确保关键公共产品供给不断档。
前景：全球合作仍有刚性需求，“退群”难改多边合作大势 总体看，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风险、跨境冲突外溢、难民与移民、粮食与能源安全等挑战具有跨国性和联动性，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应对。
短期内，美国相关政策可能继续释放不确定信号，部分机构与项目面临调整压力；但从长期看，多边合作是各国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必要路径。
国际社会将更关注联合国等机构能否在压力下保持稳定运转、推动改革、凝聚共识，也将观察美国是否在现实需要与国际责任之间作出更可持续的政策选择。
当人类面临疫情、气候危机等超越国界的挑战时，国际合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美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退群行为，既损害自身国际信誉，更动摇多边体系根基。
历史表明，任何国家都无法通过孤立实现持久繁荣，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构建命运共同体才是符合各国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