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婚恋是家庭形成的起点，也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支点。近年来，上海作为青年人才高度集聚的超大型城市，婚恋状况出现新变化。数据显示，上海30—35岁群体未婚率超过36.2%，25—34岁女性未婚率达41%。部分高学历、高收入群体中，择偶匹配难、选择成本高等问题更为突出，婚恋“想成难成”“能见难见”的矛盾逐渐显现。上海市政协委员黄春华认为，当前婚恋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上：一是结构性失衡较为突出，供需错位导致匹配效率不高；二是交友渠道与形式相对滞后，难以适应城市生活节奏和青年社交方式的变化；三是观念差异与现实焦虑交织，婚恋期待与家庭、职业规划容易产生摩擦；四是婚育服务体系与政策衔接不足，婚恋支持与生育友好政策之间缺少联动闭环。 原因——从城市发展阶段看，上海产业升级、教育水平提高、职业流动增强，使青年群体时间分配、社交圈层和生活选择上呈现更明显的分化。一上，通勤压力、工作强度与社交成本叠加，压缩了线下社交和稳定关系培养的时间与空间；另一方面，住房、育儿等综合成本及对不确定性的预期，影响婚恋决策的节奏与意愿。同时，部分婚恋服务市场化程度较高但规范不足，青年对信息真实性、隐私安全和服务质量存有顾虑，出现“有需求但不愿用”“想参与但不敢试”的情况。此外，婚恋指导、心理支持、婚前辅导等公共服务供给相对有限，与青年人才公共服务体系的嵌入不够，也使一些问题缺少更早、更系统的疏导。 影响——婚恋问题不只是个人选择，更与城市人口结构、人才稳定、家庭发展和社会治理紧密涉及的。婚恋推迟或难以形成稳定家庭关系，可能继续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时点，从而给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压力。对城市而言，青年人才的引进与留用不仅取决于岗位与薪酬，也与生活质量、公共服务和家庭支持环境相关。若婚育友好环境建设不足，可能削弱城市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与归属感，并增加家庭矛盾、心理压力等风险外溢的可能，影响社会预期与社区凝聚力。 对策——针对上述情况，黄春华提出优化婚恋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的系列建议，强调“服务体系建设+观念引导+政策协同”联合推进。 其一，完善婚育社会服务体系，提升供给的组织化与规范化水平。建议打造市级“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平台，统筹整合民政、人社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资源，建立信息互通、服务联动、风险共管的工作机制。在线下端，建立市、区、街镇三级红娘志愿者队伍，扩大服务覆盖面；同时联动商圈、园区、企业与社区，建设规范化、多元化、常态化的交友服务基地，让青年在熟人社会逐渐弱化的城市环境中获得更可信、更便利的社交支持。 其二，强化婚恋婚育观引导，营造理性、平等、健康的社会氛围。建议通过官方新媒体专栏、社区学校、园区青年讲堂等载体，持续开展婚恋观传播与公共教育，缓解功利化、标签化择偶倾向带来的紧张与对立。，将情感沟通、婚前调适、家庭经营等课程与咨询服务纳入青年人才公共服务清单，以专业支持提升关系经营能力与风险识别能力。 其三，倡导文明婚俗，降低婚恋进入成本与社会压力。建议推广集体婚礼、公益颁证等形式，对婚事简办的新人给予文旅消费券、家政服务礼包等激励，引导形成更节俭、务实、重内涵的婚俗新风尚。通过政策激励与社会倡导并行，减少攀比性消费给婚恋选择带来的额外负担。 其四，推动婚恋支持与生育支持政策联动，形成“婚恋—成家—生育—养育”的闭环服务。黄春华提出，应将婚恋服务纳入婚育友好体系的整体设计，强化政策衔接与资源统筹，让青年在建立关系、成家到育儿的不同阶段都能获得连续、可预期的支持，提升政策获得感与可及性。 前景——从国家层面看，《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等文件强调支持青年婚恋交友、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地方探索也有明确政策指向。对上海而言，推进婚恋服务与婚育政策联动，既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水平，也有助于更系统地回应青年人才的现实关切。下一步，关键在于：平台建设坚持公益性、规范化与隐私保护并重；线下活动注重常态化供给与质量评估；观念引导避免说教，更侧重真实案例、专业服务与可感可及的政策支持来增强信任。随着制度供给持续完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婚育友好型社会的环境改善有望在中长期转化为更稳定的人口结构预期与更强的人才凝聚力。
婚恋问题的缓解需要多方面合力推进；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上具有示范意义。通过完善服务体系、优化政策支持、引导社会观念，可为青年营造更包容、友好的婚恋环境，并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支撑。有关建议的提出，表明了社会各界对青年婚恋问题的关注，也为相应机构完善政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