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拨回到2026年03月，咱们聊聊发生在北京的一件事。2024年，也就是去年，“人民教育家”张晋藩老爷子搞了个事儿，他决定动手写《中国古代教育法制史》。受眼睛的限制，很多活儿他只能靠口述让学生记下，之后再改、再读。这事儿不容易，他也不太在乎周末能不能休息。说句实在话，张晋藩一辈子都在搞教育，如今依旧是个大忙人。上一次他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请到中南海去讲课，他跟人论证依法治国时拿唐太宗时期的戴胄当例子。说到干活儿，张晋藩讲究真功夫和笨功夫。他对AI技术挺认可的，觉得能帮着建个大数据库提升效率，不过他也强调逻辑构建那是没法被替代的。 把目光再往前倒腾点。1952年，新中国第一门法制史课开课了。这个光荣的活儿落在了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张晋藩肩上。那会儿他既不是专业老师也没教材，就只能边编边讲。这一干就是7年，他到处找资料、拜访老前辈，终于在1961年弄出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把苏联那套模式给打破了。 张晋藩是真正的“活化石”，他收了中国第一批法律史专业的博士生。高铭江说他的一生就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一生。他用了19年编了10卷本的《中国法制通史》，花了23年才写完《中华大典·法律典》。这些工作不一定马上就能看到价值，但他说不能不去做。 记得那天是3月12日植树节，“蓟门烟树”又绿了。8时55分，比约好的早了5分钟，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张晋藩出现在一间普通教室门口。大家一拥而上鼓掌欢迎。老人在助手搀扶下慢慢坐下，自嘲自己视力不行上不了多久课了。他拿着放大镜给博士生们讲中国法律史学的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他给学生们讲了民国时的法学家丁元普的故事。丁元普去日本学法时有人问他，中国法制传统这么悠久干嘛还去日本？丁元普就奋发图强提出“复兴中华法系之精神”。张晋藩也曾到国外参加会议时被人质疑中国没独立民法。他就找出证据发了新中国第一篇关于古代民法的论文。他对学生们说过去总读别人的书，现在也要让别人读我们的书。 温家林是个“00后”的博士生。他说跟张老师交流时总说“大概”“可能”，这时候老师就会打断他强调学术要严谨准确，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2026年03月18日这篇稿子是《中国教师报》记者万景达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