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功能不断集聚，社区层面的占道经营、噪音扰民、毁绿占绿、停车秩序混乱、环境卫生死角等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的城市管理仍面临条块分割、反应链条过长、执法与服务边界模糊等问题：一方面，问题出现基层，却需要跨层级、跨部门协调解决；另一上，简单化的治理方式容易引发矛盾，而基层协同不足和群众参与度低也制约了治理效果。 这些“城市病”的根源，既有城市空间供需矛盾等客观因素，也有基层治理资源配置方式的现实制约。流动摊贩与便民需求并存、商业综合体外摆管理边界模糊、老旧小区物业能力不足，加之部分问题缺乏前端服务和日常沟通机制，容易陷入“问题积累—集中投诉—被动处置”的循环，影响城市运行和营商环境。 济宁将“城管进社区”作为破解难题的重要举措，将服务和管理从“路面”延伸至“社区”。任城区古槐街道在社区设立城管服务站，市、区两级执法队员与网格员联合办公，服务覆盖1.4万居民和430余家商户，实现“问题在社区发现、矛盾在源头化解”，有关街道的万人投诉率持续下降。微山县在144个小区开展“城管与您是邻居”活动，通过入户走访解决噪音扰民、毁绿占绿等问题3000余件，投诉量下降约20%。治理方式优化也带动了秩序维护、公共安全和社区认同的提升。 针对“治理碎片化、执法缺乏温度、共治动力不足”等问题，济宁探索构建多层次、可落地的服务机制： 一是把阵地建到群众身边。 以城管服务站、街头驿站为支点，形成“站、亭、车、人”四位一体网络。社区层面，城管队员参与例会，牵头调解和议事会；街面关键路段设置驿站，公开人员信息和监督渠道；公园广场部署服务车，提供即时咨询和应急服务；部分县区建立联络员机制，上门解决居民诉求。 二是用柔性治理化解矛盾。 在津多里商业广场，“老牛工作室”针对占道经营问题，规划“潮汐摊区”：早市设便民早餐点，夜市开放特色小吃区，并联合行业协会推动商户签订文明经营承诺。同时为新开业商户提供店招设计、手续办理等“一站式”指导，年均办理业务300余件。 三是以机制和数字化提升效率。 济宁推行“12460”工作机制（平台统筹、分级响应、服务集成、清单管理、零距离服务），建立“网格员巡查、群众随手拍、平台预警”的问题发现体系。2025年，“济宁城管通”应用累计处理网格员上报问题50.3万件。鱼台县探索“红黄蓝”预警与积分激励，引导居民参与环境整治。 四是从民生小事入手提升满意度。 梁山县通过换位沟通解决商户占道问题；市区公园周边设置便民岗，提供应急救助等服务；物业薄弱小区定期开展环境整治；部分社区设立法治驿站，培育“法律明白人”，推动法治宣传融入日常管理。 业内认为，“城管进社区”的关键在于治理链条前移、协同机制做实、群众参与制度化。下一步，济宁还需在标准化运行、跨部门数据共享、重点区域差异化治理等持续发力，完善夜经济、外摆经营等领域的规则，让柔性执法更规范、便民服务更可持续、社区共治更具韧性。
城管力量下沉社区，并非简单增设岗位或站点，而是通过制度重构和服务导向打通基层治理堵点；济宁的实践表明，城市治理现代化既需规则和技术提效，也需贴近民生、尊重规律。只有让问题在家门口解决、矛盾在源头化解、服务在日常中触手可及，才能真正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