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十二年都在西藏站岗，那是1978年的时候，我才是个穿着补丁裤子的农村孩子。家里给我凑了3块钱，坐了几天几夜闷罐车才到西藏某边防团。那个地方海拔4500多米，方圆五十里都没人烟。老班长跟我说，在这里站岗，只要能活下去，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十二年里，我从新兵熬成了一级士官，还是没离开这片土地。直到1990年，我的膝盖实在撑不住了。 退伍那天天还没亮，我背着军绿帆布包准备悄悄地走。没想到刚开出营区不到两公里，路就被堵住了。黑压压的人群全是附近村里的藏民，他们穿着厚重的藏袍站在雪地里。带头的是70多岁的扎西大叔，他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拦住了我。 扎西大叔身后的乡亲们都从怀里掏出了东西：有人拿了布鞋底，有人捧着牦牛肉干。最让我震惊的是8岁的小姑娘卓玛，她手里捧着一叠皱巴巴的纸片。那是我每次下山巡逻塞给她的作业本和铅笔头。还有一次她发高烧，我背着她在暴风雪里走了十里山路送到卫生队。 扎西大叔哽咽着掏出红布包说这是村里50户人家凑的300块钱路费。那时候这笔钱对这个贫困村来说就是一年的嚼头。乡亲们都舍不得花钱吃盐却要给我路费。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自己守的是人心而不是寂寞。我死活不肯收钱，但乡亲们把牛皮口袋扔进车厢里。最后扎西大叔给我系上哈达说这是他的家也是我的家。 车子开动时我趴在车窗边看着乡亲们挥手，在荒凉高原上他们的身影像一座座丰碑。如今我已年过花甲拿着退休金住在亮堂楼房里，但书房里始终放着那枚发黄的哈达。很多人问我当兵后悔吗？我想起卓玛和酥油茶就说这辈子最值得的就是穿过那身橄榄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