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他呢，1071年从汴京坐船去钱塘，路上走了大半年，最终把这个通判杭州的工作给挑上了。他当时才去了十年，刚考上进士没多久，这时候却是主动申请去杭州当官的。这就说明，他在朝中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心里头憋了不少气，觉得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这种事儿要是搁现在，那也是个挺难办的事。他离开京城前心情挺复杂，一方面觉得离开这是非之地挺好，能喘口气；另一方面又有点失落，毕竟十年过去了，理想好像也跟着变样了。他当时写了《江城子》这首词，里头“十年生死两茫茫”那几句，不光是怀念死去的老婆，也带着点对自己人生和理想的感慨。 苏轼这一路南下可没直接去杭州，先是去了陈州、颍州这些地方歇歇脚。在陈州的时候，他和弟弟苏辙聚在一块儿待了七十多天，两兄弟聊聊心里话、互相安慰安慰，难得有点亲情的温暖。后来他们又一起去颍州拜访欧阳修老先生。欧阳修那时候年纪大了病恹恹的，已经退休归隐了。虽说见面聊得挺投机，但苏轼肯定没想到，这就是他最后一次见老师。第二年欧阳修就过世了，苏轼在杭州听说消息后设了祭坛祭拜他。这事儿对苏轼触动挺大的，让他更加体会到仕途上的不容易和人生的无常。 到了当年十一月二十八号这天，苏轼终于到了杭州。杭州是个大地方啊，风景漂亮得很，“东南第一州”的名号也不是白叫的。虽然苏轼只是个通判，算是个副手吧，但这回却是他真正开始干正事的时候了。他开始面对西湖的水、钱塘的潮，心里头既有点解脱的轻松感，也有点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心。 这次外放其实挺不容易的。从凤翔的边塞风沙，到汴京的变法风波，再到钱塘的地方治理任务，苏轼的经历就像是在历史的夹缝里找路走。杭州这个地方啊，把他心里头的政治创伤给慢慢治好了，也让他沉淀了很多人生的智慧。最后呢，苏轼把自己的文学才华和为民做事的心思给揉在了一起。 这段旅程不光是苏轼自己的命运转折了；你要是去看看宋代的政治文化和文人的精神世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