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传统社火如何现代生活节奏中不断档、不走样、又能走得远？ 浚县素有社火传统——古庙会期间——高跷、竹马、鼓乐等民俗节目集中亮相。伴随城镇化、人口流动与线上娱乐冲击，一些地方民间表演出现“人难招、艺难教、场景难留”的现实困境：老艺人逐渐退出舞台、年轻人对艰苦训练兴趣不足、演出机会与收入不稳定，导致传承链条容易出现断点。如何在保持民俗本真性的基础上提升吸引力与传播力，是基层群众文化面临的共性课题。 原因——“家传+社群”是韧性所在，“舞台+流动”是动力来源。 在浚县卫溪街道东后街高跷队，传承的关键不止在技艺，更在稳定的社群结构与日常化实践。清晨的临时化妆屋里，队员聚集、妆容细致、鼓点热身，体现出一种自组织的文化秩序：角色分工明确、流程代际相授、标准口口相传。71岁的马金芳曾“踩跷”数十年，如今改为击鼓、唱曲，既延续队伍节奏，也为年轻演员“压阵”。女儿马利伟从少时上跷到如今负责竹马表演与化妆制作，把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训练规范；13岁的马一心虽年纪不大，却已形成稳定登台经验与传承意识。 同时，演出场景的扩大增强了队伍持续投入的动力。东后街高跷队近年来走出浚县，参加跨区域巡游和交流演出，既增加“看见度”，也带来学习机会。队员在保持本地程式、鼓乐节奏和脸谱审美的基础上，借鉴外地高跷、竹马技法，对动作编排进行适度调整，使节目更适应多场景展示与观众审美变化。文化的“活态传承”，在于守正不守旧、创新不离根。 影响——从一支队伍看基层文化的凝聚力与文旅新空间。 一上，社火高跷是地方记忆的载体。对许多浚县人而言，庙会不仅是节庆，更是乡土社会的公共生活。队伍常年排练、节日集中展演，形成社区凝聚力与代际沟通的纽带，增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另一方面，社火展演正在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内容。随着各地对传统节庆与民俗资源的系统梳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观赏性、参与性不断提升，带动人流集聚和消费增长。浚县在庙会中设置更具互动性的展示环节，也反映出地方对“以节兴城、以文化人”的探索。队伍走出本地巡演，既展示中原民俗魅力，也在更广范围内形成口碑传播，为地方文旅品牌增添辨识度。 对策——以制度保障“传下去”，以平台建设“走出去”，以人才培养“强起来”。 其一，完善保护与支持机制。对常年参与社火活动的队伍，可通过场地保障、服装道具补贴、保险支持、交通协调等方式降低运营成本；对关键技艺环节如鼓乐、脸谱、制作工艺等，建立更系统的记录、整理与传习制度，避免“人走艺散”。 其二，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将社火高跷纳入公共文化活动体系，推动与学校美育、社区课堂、青少年社团相衔接，通过体验式课程让孩子“先喜欢再学艺”。对有基础的青少年演员，可建立分级训练与展示通道，形成稳定成长路径。 其三，搭建跨区域交流平台。在保持本地风格的前提下，鼓励与其他地区优秀民俗项目开展交流互鉴，推动“演出+研学+展示”多形态传播，提升节目编排、舞台呈现与安全管理水平，使传统技艺在现代传播环境中更易被理解、被欣赏、被参与。 其四，强化安全与规范。高跷表演对身体协调与场地条件要求高，应完善训练规范、演出审批与现场保障，建立应急预案与人员培训制度，守住安全底线，确保民俗活动“热闹更要有序”。 前景——在更广阔的文化自信图景中，让民俗成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从一家三代的接力，可以看到传统并非远离当下的“展品”，而是一种仍在生长的生活实践。随着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持续推进，基层民俗有望获得更多资源与更大舞台。未来，浚县社火高跷既要在技艺细节上守住“魂”，也要在传播表达上贴近“人”，在组织体系上形成“可持续”。当更多年轻人愿意登上高跷、敲响大鼓、描绘脸谱，传统便不再是被动保护的对象，而会成为城市与乡村共同分享的文化日常。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创新的结合。东后街高跷队三代人的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生的缩影。从马金芳的坚守到马利伟的转型，再到马一心的成长，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对传统的尊重与对未来的期待。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支队伍，当浚县高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非遗技艺的延续，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觉醒——它源于对根脉的认同、创新中的智慧，以及每个参与者对文化使命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