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经济进入“再全球化”重构期，不确定性上升 当前世界经济与贸易格局处重塑窗口期；一上，地缘冲突、能源价格波动与通胀黏性叠加，扰动跨境贸易与投资预期；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化与产业政策竞争加剧，部分经济体以“安全优先”为名推动关键领域的限制措施，使全球市场对规则一致性与可预期性产生担忧。此背景下，外界出现“全球化退潮”论调。库普曼在论坛有关交流中指出，这一判断过于悲观，更符合现实的描述是全球化正在调整组织方式，跨国产业分工并未消失，而是进入再配置、再平衡的新阶段。 原因——供应链从追求极致成本转向兼顾安全与韧性，合作方式亟待更新 库普曼认为，全球供应链并非撤退，而是重构：企业在成本、效率之外，正把供应安全、地缘风险、合规成本与突发事件应对纳入决策，倾向于建立多来源、分布式、可替代的生产与采购体系。推动这一变化的直接因素包括国家安全担忧抬升、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以及国际运输与能源价格波动等。此外，生产与技术中心的转移、区域内产业协同的深化，正在改变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库普曼特别提到，亚洲凭借较强的贸易互联互通和产业配套能力，在再全球化进程中有望扮演枢纽角色。 影响——中东局势推升油价，通胀与增长承压，货币政策面临两难 围绕中东局势延宕与油价走高的外溢效应，库普曼判断，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与冲突持续时间高度相关，持续越久，累积效应越强，相关成本可能呈加速上升趋势。能源价格上行首先抬高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支出，并通过塑料、金属、化肥等多类中间品传导至制造业与农业，进而放大通胀压力。部分发达经济体因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单位产出能耗下降，短期冲击相对可控，但对能源依赖较高的经济体将承受更大压力。在这一框架下，央行政策空间受到挤压：若通胀因供应冲击再度走高，降息进程可能被迫放缓甚至逆转；若过度收紧，又可能压制需求、加大经济下行风险。 对策——以多边与区域合作稳定规则预期，以技术创新与制度安排提升增长动能 库普曼强调，经济碎片化与政策不确定性将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破解之道在于恢复对话、强化合作并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基本原则。其一，坚持坦诚沟通与规则导向，减少单边措施对市场预期的扰动，提升贸易政策透明度与可预测性。其二，在多边框架与区域合作之间形成互补，通过更高水平的经贸协同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供应链韧性。其三，把技术创新作为提升生产率与扩大增长空间的重要支点，同时在新技术治理上加强协调，避免标准割裂、重复合规与“技术壁垒”扩大。其四，关注新兴市场的结构性机遇。库普曼认为，在追求经济韧性与多元化来源的趋势下，新兴经济体有条件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与强化技能供给，承接产业链重构带来的投资与产能布局，关键在于政策稳定与长期能力建设。 前景——“再全球化”将长期存在，关键在于以共识管理分歧、以改革提升多边机制有效性 面向未来，库普曼的判断是，“再全球化”不会消失，但其红利能否释放取决于各方能否在分歧中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并落实合作机制。他表示，若主要经济体持续以国内政治叙事替代事实判断、以单边行动削弱规则权威，将继续侵蚀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增加企业配置成本和跨境投资犹豫，最终损害全球增长。相反，若各方能够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原则、推动相关机制改革、在关键议题上加强协调合作，全球供应链重构将更多表现为效率与韧性的再平衡，而非封闭与对立的零和博弈。
全球化正以新的形式继续演进；面对地缘冲突和经济转型的双重挑战，国际社会需要摒弃零和思维，才能从全球化调整中获益。历史证明，封闭与对抗只会加剧困境，而开放与合作始终是发展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