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聊聊澳大利亚现在的情况吧。2020年的时候，经济学家Anne Case和Angus Deaton研究发现，美国没上过大学的白人正因为绝望走向死亡，没想到没过几年，这股阴霾就笼罩到了澳洲的年轻人头上。《时代报》上有个叫Parnell Palme McGuinness的知名评论员，他在独立研究中心（CIS）做高级研究员，他在文章里说了，澳洲政府给的那些小恩小惠，像廉租房、学费回扣这些，根本解决不了年轻人的心理焦虑，反而还剥夺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生活掌控感。最新研究显示，澳洲和发达国家的年轻人过得比任何年龄段都难受，成年初期的心理健康状况甚至比上一代压力最大的时候还要差。 有个最新报告指出，网络平台现在成了专门针对35岁以下人群传播仇恨的工具。许多澳洲年轻人都心灰意冷了，觉得自己再也实现不了理想。这周CIS发布了我的最新研究报告《被困的一代》（Generation Trapped），我跟民调专家Morgan James一起合作，深入调研了18到34岁澳洲人的价值观和困境。我们把他们分成了六个“部落”：进步身份认同者（主要是极左翼学生、LGBTQIA+群体）、领先起步者（有家庭支持还买了房）、脱节的后传统主义者（没学历但已经生了孩子）、本土主义者（保守派男性看重家庭和移民问题）、疏离者（想要家庭却实现不了），还有奋斗者（出身普通但努力奋斗）。尽管背景不同，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都很简单：经济安全、住房保障、有意义的工作还有组建家庭。 面对买不起房、压力大的现状，历届政府的反应就是在治标上做文章：给廉租房、多开抗抑郁药、提供免费职业教育（TAFE）还有高等教育贷款回扣。但这些措施更像是“心理奶嘴”，廉租房给不了拥有房产的安稳感，心理咨询也填不满目标感的空缺。最重要的是，打折的教育解决不了学历通胀带来的债务负担，尤其是现在文凭贬值的时候。 这种现象就像是政府在发“快餐补贴”，短期内缓解了饥饿感，但长远看损害了健康。这些小恩小惠实际上限制了人们追逐更好生活的能力，简直就是变相剥夺选择权的“垃圾政策”。真正的改革应该是把定义“美好生活”的选择权还给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