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面临严峻考验。5月的一天，同济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郑文道被日军逮捕。作为情报人员，他掌握着关系重大、尤其涉及日方“南进计划”的关键线索。押往宪兵司令部途中，郑文道在闹市区抓住瞬间机会，从疾驰的汽车上跳下。看似求死，实则是冷静的“止损”选择：日军宪兵队以严酷刑讯著称，任何人都难以确保在酷刑下守住全部秘密。他以生命为代价，尽可能切断情报外泄的风险。 重伤后，郑文道被送往医院救治，并处于严密看守之下。他注意到，一名中国护士每次换药都会“多留”一张纱布。凭借地下工作经验，他立刻判断这是组织递出的联络信号。尽管多处骨折、疼痛难忍，他仍用手指蘸取伤口鲜血，在纱布上写下日军清剿行动的关键信息。 在当时极端条件下，这种传递方式近乎孤注一掷：没有通讯设备，也没有加密工具，只能依靠对组织的信任与个人意志完成交接。史料记载，这份“血书”最终送达，为抗日力量争取了宝贵时间。 伤势稍有缓解后，郑文道再次被押回宪兵队。面对无法摆脱的审讯威胁，他从四楼纵身跃下，以生命守住党的机密。他的牺牲保护了包括中西功在内的情报网络，为抗战保存了重要力量。
从跳车自断后路，到以血书纱布传递情报，再到以生命终止被审讯的可能，郑文道的每一步都指向同一个目的：把个人风险压到最低，把组织和战友的生路尽可能延长。隐蔽战线的胜负，往往不在枪炮最密集处，而在无声的坚持里。纪念这段历史，不只是追述一位烈士的壮烈，更是在重申一个沉重的事实：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人以沉默的方式守住信念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