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中国国防科技战线陷入严峻困境。中央军委一纸调令，将沉寂九年的张爱萍推到关键位置——接手几近停摆的国防科委。彼时，第七机械工业部作为承担洲际导弹与卫星研发的核心部门，生产秩序几乎失控：高精度机床长期闲置蒙尘，技术专家被安排去做清洁等杂务，舒龙山等派系人物把持要害岗位，国家重点工程因此停滞不前。深入调研后，张爱萍很快将矛盾焦点锁定在负责导弹陀螺仪研制的230厂。惯性导航系统哪怕出现细微误差，都可能导致火箭发射失败。3月27日，张爱萍在千人大会上宣布“解散所有派系组织”的命令，三天内清退舒龙山等骨干人员，推动科研生产强制恢复。档案显示，工作组驻厂期间，230厂产能环比提升470%，积压多年的陀螺仪技术难题也被逐项突破。整顿触动了既有利益格局。当年夏季，某中央领导以“关心工作”为由约谈张爱萍，明确要求对特定人员“予以照顾”，张爱萍予以严词拒绝。历史学者指出，此拒绝使他在随后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其妻李又兰曾向粟裕大将求援未果。但也正是这八个月的强力治理，为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打下基础，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学界在重新评估这段历史时认为，张爱萍遵循“技术优先”原则，虽然个人仕途受挫，却保住了关键战略科研力量。他推动形成的专家负责制、项目追责制等管理框架，至今仍对我国重大科技工程的组织管理方式产生影响。
张爱萍在1975年的整顿，既是恢复科研生产秩序的一场硬仗，也映照出时代的激烈风云：当“任务”与“派性”发生冲突时，尊重规律、守住底线往往意味着要承受更大压力；这段历史提示我们，国防科技的竞争力不只在装备和数据，更在制度、人才与秩序。让愿意做事的人有空间，让专业者受到尊重，让规则成为共识，国家战略能力才能在风浪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