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头看看，中国的《科学》杂志刚刚过完它的百周年生日。那时候，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特别严重。不少有见识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光靠改改制度救不了国，他们开始琢磨着怎么把科学知识引进来。当时的中国对现代科学了解很少，很多人觉得国家落后就是因为没有科学。1914年夏天，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有这么一群留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周仁、杨杏佛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想着要办一份科学杂志。 大家觉得祖国最缺的就是科学，自己在海外学的东西正好能用来启迪民智、服务国家。任鸿隽是他们中间的核心人物，他以前学化学是为了搞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发现，国家想要长久强大还得靠科学奠基。他看到美国的工业那么发达，再看看国内的状况，就更坚定了办杂志的念头。 1915年1月，《科学》杂志第一期终于出来了。这杂志形式挺新，是从左往右横着排的，还用上了西式标点。内容也是讲科学原理、传播思想。任鸿隽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自然研究、缺乏实验方法的毛病，大声疾呼要“科学救国”。 这杂志一出可真没少引起反响。清华大学有个叫叶企孙的学生才17岁，在阅览室看到后特别受震撼，“科学”的种子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后来叶企孙成了咱们物理学界的泰斗。 光靠办杂志还不够，大家想干点更有组织的事儿。1915年10月25日，他们把《科学》杂志社改成了“中国科学社”，宗旨就是联络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究学问、推动中国科学发展。这就标志着科学传播不再是一个人瞎忙活了，变成了有组织的系统工程。 创业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杂志的启动资金是他们给留学生们发股票凑的，一共才400美元，刚够印头几期用的稿费都出不起。所有的编辑、撰稿全是义务的，有时候还得自己掏钱贴补社务。赵元任说过，他和同学们为了省钱支持社里工作，长期节衣缩食，甚至有阵子营养不良病倒了。 正是因为大家都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扑在事业上，《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才能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活下来。他们不光传播了知识，更是把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精神给大家做了示范。 这个杂志刚好赶上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夕。它举起的“科学”大旗跟后来的“民主”思潮遥相呼应，一起推动了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这群创办人后来大多回到了祖国成了各自领域的老大：任鸿隽搞化学和教育、赵元任搞语言学、胡明复搞数学……他们通过教学和研究把星星之火越烧越旺。 回想起一百多年前那几个年轻人在异国他乡辛辛苦苦办的这份薄薄的杂志，它的意义早就超过了出版物本身。这是知识精英在民族危亡时刻做出的理性选择和主动担当。 从《科学》到中国科学社这条路告诉我们：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对先进知识的追求和对崇高使命的奉献。先贤们点燃的这把火虽然微小却永恒地照亮了后来者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