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这块地方，对于《国语》的研究可是个老底子深厚的地方。最近整理了一下，发现清代出了两部大书，一部是董增龄的《国语正义》，一部是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这两个就像两座大山似的立在那儿，把清代《国语》研究的顶尖水平给亮出来了。其实啊，早在三国那会儿，虞翻就开始对《国语》做注解了。到了宋元明清，浙江这边的刻书生意特别红火，绍兴刻本、西湖书院补刻本这些本子都很有名气。明代的陆崑、章懋他们也在这方面推波助澜。许相卿明德堂、闵齐伋套印本等等好多重要的版本也都产自浙江。不光是出版多，研究的人也不少。像孙鑛、陶望龄这些人一开始只是评点一下，后来到了清代有了陈树华、黄模、王煦、董熜还有董增龄、汪远孙这些人，他们就开始考据、辑佚、校注了。浙地的学者一波接一波地涌现出来，写下了好多书。数据显示啊，明代有名的《国语》评点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浙江人。清代搞训诂考校的学者中差不多有一半也是浙江人。清代研究《国语补音》的三个代表全都是浙江人。 所以你看，在这个深厚的传统里，董增龄的《国语正义》和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算是最拔尖的了。这两部书都出在清代经籍新疏特别热闹的时候，是当时学者把《国语》纳入经学体系里去好好解释的重要成果。 董增龄这本书虽然叫《正义》，但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老规矩。在解释汉代韦昭的注的时候，他还会自己做一些辨别和补充。他的特点就是引用的东西特别多。不光是《国语》的旧注还有韦昭的注拿来对比着看，他还翻了经史子集这四部书，甚至还翻了很多医学典籍。这就显示出他的视野很开阔，肚子里学问也很足。这本书能写成这样，还多亏了王引之、徐养原、施国祁这些学者的交流帮忙。 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是集研究、校勘、辑佚于一身的。体例更严谨一些。和董著比起来啊，汪氏引用文献也不少，但侧重点有点不一样。尤其是在订正历法、律吕这些方面啊，他还参考了项名达的说法来帮忙纠正错误。他的引用更精细一些，紧紧贴合《国语》和韦昭原文本身。 汪远孙出身于杭州藏书世家振绮堂啊！家里几代人都藏有大量典籍，学脉特别悠长。 他的交友圈子也很广，所以能很方便地弄到像陈树华、董增龄那些人没发表过的稿子和抄本之类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 他在《借闲生随笔》里说董增龄的《国语正义》引用广博且时常有正确之处也说明了他们互相之间很关心对方的学问。 这两部大书虽然都被看成是清代新疏的代表啊！ 但是后来经学谱系接纳它们的时候有点不一样。 俞樾把它们列进续经解目录里了； 可是王先谦编纂《皇清经解续编》的时候啊！ 只收录了汪远孙的《国语发正》； 没录董增龄的《国语正义》。 这个选择也许反映了当时一些主流学者对它们的看法有点微妙吧； 不过这并不影响这两部书的整体地位。 它们的内容庞大而且考辨深刻； 至今仍然是研究《国语》的人绕不过去的基石文献呢！ 从虞翻的老注解一直到清代的新疏； 浙江学者在研究史上留下了深刻又连续的脚印。 董增龄的《国语正义》和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就像是这条脉络上的两座高峰； 它们不仅是朴学兴盛时的产物； 更是浙地悠久藏书文化、深厚家学传统和广泛学术交流共同催生出来的结果。 整理研究它们； 能帮我们更清楚地看明白《国语》学是怎么演变的； 也能让我们明白地域文化是怎么滋养和塑造经典研究的方式和成果的。 这种跨越时代的接力棒交接彰显了中华文明在传承经典时那种生生不息的活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