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济阳战役失利后，韩复榘所部第三集团军节节败退，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首例高级将领系统性违抗军令的典型案例；当日军南北两线分别进逼蚌埠与济南之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连续下达七道电令要求固守济南至泰安防线，但韩复榘不仅下令焚毁省政府建筑后撤往济宁，更公开质疑作战部署，声称"南京既失，何守泰安"。 这个严重违纪行为背后有多重原因。作为原西北军将领，韩复榘自1930年投靠南京政府后始终与中央若即若离，私自将战略物资转运至豫西舞阳，暴露出保存实力的军阀思维。历史档案显示，韩在1936年曾与日方秘密接触，表现出对日妥协的倾向，这种矛盾心态为后来的抗命埋下伏笔。 这一事件对抗战全局产生深远影响。军事上导致津浦路北段门户洞开，国民政府被迫急调汤恩伯军团填补防线；政治上严重动摇军心，同期四川军阀刘湘的异常调动更引发"联合反蒋"的猜疑。蒋介石在1938年1月11日开封会议上当众逮捕韩复榘，并在三日内速审处决，既为整肃军纪树立典型，也借此震慑其他地方势力。 处置过程中，西北军旧部宋哲元等人虽极力斡旋，但统帅部遵循"战时军法从严"原则。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记载，蒋介石特别强调："当此民族存亡之际，任何削弱抗战力量之行为皆为国贼"。这一处置创下抗战期间处置高级将领的最快纪录。 此后战事中，各战区指挥官明显加强了对军令的执行力度。同年台儿庄战役期间，原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部死守阵地的表现即为明证。但这一事件也反映出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势力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韩复榘的遭遇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权力关系演变的缩影。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存在如何在保持地方灵活性与加强中央控制之间寻求平衡的难题。蒋介石通过严厉处置韩复榘，向全国军界传递了明确信号：抗战时期中央命令不容违抗，地方权力必须接受中央节制。这个事件深刻影响了此后抗战时期的军事体制建设，也为权力格局调整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集权方式是否最终有利于抗战事业的推进，仍是值得历史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