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需求约束上升，消费不足成为突出短板。
与会专家指出，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更多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消费不足是需求偏弱的重要表现。
一些领域出现“量增价降”的现象，反映出需求端回升仍不稳固，居民消费倾向与消费结构的矛盾并存。
就国际比较而言，我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低，但部分实物消费量并不低，显示消费结构、价格体系与收入形成机制之间仍存在需要打通的堵点。
原因——结构性偏差叠加预期因素，收入与价格机制影响消费动力。
专家分析，现阶段消费不足并非单一因素所致，既有消费内容与人群结构层面的差异，也与机制和政策安排相关。
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充裕、竞争激烈，价格下行与利润压缩传导至工资与分配，制约居民收入增长，形成“低价—低利—收入增长受限—消费偏弱”的循环。
另一方面，预期偏弱、信心不足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更加凸显，尤其在大额和服务性消费上更为敏感。
此外，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覆盖与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判断，从而影响当期消费意愿。
影响——终端需求放缓牵动宏观运行，内需不足制约长期动能。
专家提出“终端需求”视角，认为终端需求增长放缓和相对收缩，会带来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并可能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加剧，名义增长偏弱等现象更为突出。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在从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向创新与消费驱动为主转换的关键期。
如果消费动力不足，不仅会影响短期稳增长，也会制约产业升级、服务业扩张和人力资本投入，进而影响中长期发展质量与潜在增长率。
对策——以“投资于人”为导向，政策与改革两端协同、打通收入与保障链条。
与会专家认为，促消费关键在于增强居民消费的内生动力，既要释放当期“消费潜力”，也要提升长期“消费能力”。
政策层面，可更有力度、更可持续地运用财政工具加大对消费的支持，并在促进消费的具体措施上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大胆探索，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与可操作性。
改革层面，应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基础工程，推动公共财政转型，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完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居民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稳定预期。
同时，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引导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通过提高供给质量与盈利能力改善劳动者报酬与分配关系，让效率提升更好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专家还建议，在考核与统计导向上更加重视居民收入和消费率等指标，推动形成更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政策合力。
前景——以强大国内市场支撑长期增长，推动动力转换与更高水平开放相互促进。
专家普遍认为，建设消费强国是实现长期增长目标的重要抓手。
随着需求侧改革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与社保体系不断完善、居民预期逐步修复，消费在稳定增长中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有望进一步增强。
与此同时，实行更高水平的进出口基本平衡战略、提升经济循环效率，将有助于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提升开放质量，为经济在“十五五”时期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提供更坚实支撑。
下一阶段，关键在于把促消费从阶段性举措上升为系统性工程，通过制度安排把“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落到实处，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背景下，激活内需不仅是应对当前挑战的务实之举，更是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这场关乎14亿人福祉的消费革命，既需要政策设计的系统思维，更呼唤改革攻坚的历史担当。
当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锚”，中国经济的巨轮必将破浪前行，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东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