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季的川西北转移战役中，红四上军经受严峻考验；三十三团大岗山阵地伤亡过半、指挥链条几近断裂之际，一次出人意料的战场用人决定，改变了这支部队以及一名普通战士的命运走向。 面对川军持续猛攻，团长张昌厚陷入指挥员严重不足的困境。此时部队战损率已超过60%，按常规作战要求，团级单位应保留3至4名营连级指挥员作为战术支点，但实际仍能投入战斗的军官已所剩无几。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司号长肖永银主动请缨，成为扭转局面的关键。 军事史研究者认为，当时决策层面临三重压力：其一，大部队转移的时间窗口只剩48小时；其二，一旦高地失守，将导致全军侧翼暴露；其三，传统的军官补充与培养在连续作战中难以支撑。张昌厚最终打破常规，让号兵参与指挥，基于对“临战判断力”和“战斗意志”的考量——肖永银虽缺乏正式指挥经历，但长期担任司号长，熟悉各连队情况，且多次在火线传令中体现出较强的地形判断与临机处置能力。 这次非常规任用带来连锁效应：肖永银率部击退敌军两次冲锋，为后续部队调整争取了6小时宝贵时间。更重要的是，这次实战验证推动了红军“在战斗中选拔指挥员”的机制。档案显示，1935至1936年间，红四上军共有27例类似肖永银的破格提拔，其中19人此后成长为师级以上指挥员。 当代军事研究者指出，此案例对现代军事人才培养仍具参考价值：在体系化培养的主渠道之外，应为特殊情境保留“以战代训”的弹性空间。有国防大学课题组认为，这种战争年代的用人方式，本质上是对“能力本位”的集中体现：弱化资历束缚，形成以实战表现为依据的快速晋升通道。
一副担架旁的短暂迟疑、一句果断的命令、一次非常规的任用，串起战场决策与人才成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历史一次次表明，决定队伍能否穿越险阻的，不只是装备与人数，更在于组织能否在关键时刻敢于决断、善于用人、及时育人。把“临危受命”的勇气转化为可持续的能力储备，才能在风浪来临时保持定力，争取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