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未成年人身心处于成长期，既需要被更有力地保护，也面临部分违法犯罪行为低龄化、隐蔽化、冲动化等风险。
如何在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推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治，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议题。
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向大会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报告显示，人民法院坚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
2025年，人民法院审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万件、涉及4.4万人，案件数量同比下降1.8%。
司法机关同时强化从业禁止制度适用，判令1199人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努力从源头切断“再接触、再侵害”的风险链条。
对残害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的犯罪分子，依法从严惩处，对罪行极其严重者依法判处死刑，释放鲜明司法导向。
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方面，报告强调“预防在前、惩治在后、矫治同步”。
对严重暴力犯罪坚决依法从重，体现对公共安全底线与生命权的刚性保护。
报告披露，对杀害女同学的某14岁学生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对2356名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判处五年以上重刑。
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坚持宽严相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5822名轻微犯罪未成年人依法从宽处罚，推动其回归社会、避免“贴标签式”恶性循环。
（原因）数据变化与治理成效背后，既与司法从严震慑、强化保护令与从业禁止等制度工具更充分适用有关，也与多部门协同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安全建设、家庭监护责任强化等综合因素相关。
近年来，网络空间不良信息、暴力模仿、同伴压力、家庭监护缺位等因素交织，可能诱发部分未成年人冲动施暴或卷入违法犯罪；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熟人作案、隐蔽作案等特征亦使发现和取证更具难度。
报告中强调依法严惩与综合施治并举，正是对上述现实挑战的回应。
（影响）司法政策的清晰导向，有助于增强对未成年人的制度性保护，提升社会安全感和法治信心。
对侵害犯罪严惩与从业禁止的常态化适用，有利于推动学校、培训机构、托育和相关行业完善准入管理与风险排查，促使“保护关口”前移。
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分层处置，一方面通过重刑回应极端暴力的社会危害，另一方面以从宽、矫治和帮扶减少再犯，兼顾公平正义与长远治理效果。
（对策）下一步治理需进一步把“司法惩治”与“社会预防”衔接起来：其一，持续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现、报告、取证和快速处置机制，提升对校园、社区、网络等重点场景的预警能力；其二，推动从业禁止、入职查询等制度与行业监管深度联动，形成可追溯、可核验、可惩戒的闭环；其三，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强化分级干预与专门教育矫治的衔接，做实心理干预、家庭教育指导、法治教育与就业帮扶，降低再犯风险；其四，凝聚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平台等多方责任，压实监护与管理义务，减少未成年人接触暴力、毒品、赌博等不良因素的机会。
（前景）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与司法政策持续完善，依法严惩侵害犯罪、依法惩治严重暴力、依法从宽矫治轻微犯罪的治理框架将进一步稳定。
可以预期，在“惩、防、治、教”协同推进下，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发态势有望继续被压降，但治理仍需久久为功，尤其要针对新型网络风险、隐蔽侵害等问题持续补齐短板。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人民法院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工作成效，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
从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分子，到对失足青少年的教育感化，再到建立多层次的预防机制，这一系列举措形成了完整的保护链条。
当前，全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关爱，学校、家庭、司法机关要形成合力，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温暖的环境中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