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九年(1883),陕西富平县老庙乡上河村许堡来了个男娃,取名叫天彪,字屏

话说光绪九年(1883),陕西富平县老庙乡上河村许堡来了个男娃,取名叫天彪,字屏藩。家里穷得叮当响,这孩子刚在私塾念了一年就辍学了,后来靠轧棉花过日子。好在他对武术特别着迷,把本县吴古村的拳师拜了作师傅,整天跟刘俊彦、田春耕、田玉洁这帮兄弟在一块儿练武,功夫长进飞快,乡亲们都喊他“少年武魁”。 到了1903年,井勿幕去日本留学,第二年就加入了同盟会。他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回陕西成立分会,回来后就把许屏藩介绍给了陕西支部。从那会儿起,这个龙门村的小伙子就把“反清”两个字刻进了心里。他和田玉洁到处走街串巷,启发那些有志青年,偷偷摸摸地攒起革命力量。当时那些当官的横行霸道,更是让他恨得牙根痒痒,“铲除豺狼”成了他干革命的第一动力。有一回开完会从庄里回来,被巡逻的兵给盯上了,许屏藩被捕进了大牢。 就在监狱里头,他认识了谭星桥和向紫山这两个难友,大家一块儿琢磨着怎么传播革命思想。后来富平哥老会的兄弟们跑来劫狱救他,因为事先准备得太仓促,只拉了二十多个人。他带着大伙儿在乱哄哄的人群里挨家挨户劝乡亲们别乱走,总算把损失降到了最低。出了事儿以后,他又跟武砚石、王绍猷、杨介石等人一道组织民团剿匪安民,帮着富平把个新政权给立了起来。 袁世凯干起坏事来太过分,陆建章当上陕西督军后就开始对革命党人下手。胡景翼的部队被编入了陈树藩的第三混成旅,因为这支“游击营”里革命党人最多,陆建章就把它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陆派他的儿子子承武带着“中坚团”偷偷潜入富平去暗杀胡景翼,结果胡景翼提前知道了消息,把承武给活捉了。许屏藩当时跟着陈树藩在同州一块儿打仗,参与了赶走陆建章出陕西的那场战役。 陈树藩后来又投靠了段祺瑞那边的军阀势力,靖国军在三原竖起了旗帜。许屏藩看不惯这种做法,就毅然离开了队伍回到了富平。胡景翼任命他当了三区区长兼团总,那阵子他不光要带兵剿匪、办团练,还得培训出好几百个民团骨干——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硬是把“枪杆子”和“书袋子”一块儿扛在了肩上。 1919年的时候,陈树藩把胡景翼给骗到西安关了起来。许屏藩和田玉洁几次三番去西安请愿闹事儿,最后终于把胡景翼给救了出来。接下来的好几年时间里,他在联军、师旅团这些各级单位里都干过活。到了1925年,他随军出了潼关驻防洛阳。后来讨伐张宗昌的时候情况不太妙:部将陈文钊和王维蔚在阵前叛变了第二军全线崩溃。驻马店那一战打完后他带着残兵败将退回到了陕西,“解甲归田”成了他不得已的选择。 1926年冬天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田玉洁当上国民军联军第十一路总指挥以后想把他请出山当旅长。可是许屏藩死活不肯答应:“我得让娃娃们有书念!”他把家里攒下的1600银元全拿出来捐给了学校,在上河村办起了“屏阳学校”,让周围三四个村子的娃娃们第一次不用花钱就能上学念书。对于那些特别穷的学生学校还免费发书发文具;老师也不要工钱只讲奉献;学校的教学质量蹭蹭往上涨。那块石碑现在还立在那儿呢,成了富平最早的“希望小学”之一。 1939年党又青回到了老家;第二年的二月十八号这天两个人在老庙镇重逢了。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搞“办学+兴市”的双轮驱动模式。许屏藩带头拿出了二石小麦当启动资金;只用了一天时间又凑齐了二三十石粮食。1940年春天围墙搭起来了店铺也开张了;老庙镇完全小学的开学钟声终于敲响了——过去那片荒草长得连膝盖都看不见的官道如今成了书声琅琅的文明中心。现在的老庙镇照样很热闹北校内的石碑上还刻着党又青和许屏藩两位前辈的丰功伟绩呢。 1940年夏天许屏藩的母亲田太夫人病逝了。按照母亲的遗愿他和兄弟们把办丧事剩下的3000多银元分成了三份:一千块钱捐给了学校一千块钱捐给了抗敌后援会一千块钱留给家族里困难的人用;自己身上只留了二三百块钱简简单单办了个丧事。省县里的头面人物还有老庙美原那边的各界人士都夸他好:蒋鼎文写了块匾叫“忠孝可风”、县长写了“母仪千秋”、小学送了“具瞻慈云”、附近三个村子还送了锦屏……这一场丧事办得比啥都隆重简直成了地方德政的“新闻发布会”。 1956年因为太累病了许屏藩在泾阳的水田边上病逝了——那是他晚年帮着李仪祉管理泾惠渠的时候落下的病根。这一辈子干革命教学生兵荒马乱的日子算是彻底到头了。他有个儿子叫文毅特别有出息:抗战一爆发他就跑到延安抗大去学习;解放后去了晋察冀边区当老师后来又在华北军政大学当班主任;1950年他当上了山西大同中学的校长;1957年调去山西省教育厅高教处;在“四清”运动中得了胃癌死在了太原那年才54岁。子孙后代就都定居在太原把龙门村的书香门第给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