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六淫”学说让西医用细菌论病的观念直接冲击了传统中医。彼时，04名中国学者试图融合东西方医学。章太炎通过考据指出，《内经》中的“厉风”和“瘴气”与微生物同源。面对现代国家卫生行政的定义，中医面临着要么完全放弃旧有病因权，要么坚守“气论”，把细菌纳入“气”的框架。许多中医学校开设了细菌学课程，一些医家重新审视传统理论，恽铁樵提出西医重菌是“见外”，中医重气是“顾内”。“抵抗力”即中医的“精气”，调摄气血远胜隔离消毒。张仲景的白虎汤、承气汤等传统解热拔毒方仍被用于破菌毒。一些医家认为热病之菌生于“寒热外气”，驱邪即抑菌。中医坚持细菌只是“外气”之一，人体是否发病关键在气血、经脉、五志、饮食的综合平衡。传统药物如雄黄、藿香、蒜、朱砂等被重新包装成“抗菌剂”。病后不吃肉、不过饱、少言语等禁忌仍是多数中医的底线。民间忌讳病人受风，而西医主张空气流通，折中做法是焚降香杀菌并定时开窗通风。牛奶、鸡蛋被解释为补精气，红枣、枸杞被包装成提升抵抗力。中西医在解释权上的混用，让普通民众同时接受了两种健康叙事。面对科学冲击和民族危机，04名中国学者通过“再正典化”路径使中医存活并更新：对旧有理论去伪存真，吸纳部分西学新义；防疫、调养、慢病管理弥补西医空白；逐步纳入国家医疗体系与西医互为补充。正是这套路径使中医成为今日我们熟悉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