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那个靠着八股文改变命运的时代，一位状元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花草树木。这位名叫吴其濬的人，祖籍是河南固始，家里是远近闻名的官宦世家，祖父、父亲和兄长都是进士，母亲还出身翰林院。在这种书香门第的熏陶下，1817年他顺利高中状元，可谁能想到，仅仅过了两年，他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巨大转变。 这一切都源于亲人的相继离世。按规定，他必须在家守孝整整八年。这八年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是人生的空窗期，但吴其濬却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科研基地。他在城东买了八百株桃树和三千棵柳树，盖了茅屋、置了农具，还把家里的藏书都搬了过来。因为这个园子位于城东，所以取名“东墅”。春天桃花似霞，秋天芦花如雪，堤上柳枝轻拂，屋后菜畦青青。他在树下读《农政全书》《滇南本草》，晚上还点灯写观察笔记。正是在这八年里，一部关于植物的巨著在他的案头悄然成形。 服丧期满后，吴其濬被道光皇帝召回京城任职。有一次皇帝问他一种宫里的奇花是什么，他竟脱口而出是黄瓜，还知道黄瓜是在唐贞观年间从西域进贡来的。道光皇帝听了很满意，群臣却被他的博学惊呆了。没想到这位高官已经把植物学当成了随身携带的百科全书。 1840年，吴其濬开始在外省担任巡抚，足迹遍布湖南、浙江、云南、福建、山西等地。别人在任上忙着结党营私或者搜刮钱财，他却忙着认植物、画图谱、记录产地。为了追一枚种子，他曾逆流而上坐船去滇池；为了拍一张叶片的正面照，他甚至爬上了湖南的无人野岭。他在书中写道：“有的植物在湖南找不到，到了云南才现身；有的深冬才结实，我必须赶在它开花前画下形态。”为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研究，《植物名实图考》与《长编》两本书同时动笔。前者收录了1714种植物，比《本草纲目》还多出500余种；后者引用了800余种古籍。这两本书在山西巡抚任上完成后却一直没能出版，直到他病逝后，继任者陆应谷花了两年时间才整理出来付梓面世。 《植物名实图考》与《长编》最大的贡献在于把“图证”和“名实”结合了起来。书中附了2000余幅图，线条细腻到能看到叶脉的走向；每味药先列古籍引文，再写民间别名，最后还要附上自己采集的地点和性状描述。这是中国植物学史第一次系统地记录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边地的植物情况，把中国的植物版图一下子拓展到了19个省。两书先后被译成德文、日文、英文等语言，成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植物的第一手材料。 今天我们能在校园里吃到“吴其濬樱桃”“吴其濬百合”，都是因为这位正省级高官把公务之外的每一分钟都投入到了研究中。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的巨著，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罕见的奇迹。奇迹背后是他那颗始终好奇的心和一条不向命运低头的“分岔路”。 反观清朝那长长的1300年历史里出了多少状元？其实也就只有五六百个而已。而那些名垂青史的大文豪们——像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哪一个不是落第秀才出身？微信上那条“状元落榜才子榜”的朋友圈确实挺逗的，前半张名单全是清朝状元，后半张全是“落第秀才”，谁能想到落第者的数量居然比状元多出那么多？考试不过是一张入场券而已，人生处处都是考场。 那个时候的西方青年可不像咱们这样一门心思死磕科举，他们可以投身海军、工场、海盗……选择多了自然就把人才分流出去了。传统社会的官民二元结构太固化了，“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实在太大。当大家都把一辈子的赌注押在考场上时，八股文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牢笼；而同一时代的西方青年却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固始吴家能在这少数状元里独树一帜，完全是因为他们家太牛了。祖父、父亲、兄长都是进士出身，母亲还是翰林院出来的翰林娘子——一门四进士的密度简直可以说是“科举宇宙中心”。 大家都在刷那个高考朋友圈的时候可能没有细想榜单的逻辑：顾炎武他们根本就没落第过啊！他们只是主动放弃了科举考试而已；傅以渐、毕沅他们当官也是当得有声有色的，傅斯年还是他们的七世孙呢。话又说回来了，科举制度1300年才出五六百个状元，落第者却有十万百万之多——数量级本来就不对等嘛！硬拿这两边去比较只能让人徒增焦虑。 科举确实是“华山一条路”。那个时代做官是稀缺资源的代表，“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太强烈了。当大家都把一生押在考场的时候，八股文就成了无形的牢笼；同一时代的西方青年却可以投身海军、工场、海盗——选择多元人才自然就分流出去了。清代河南出的状元本来就不多，但固始吴家却独放异彩：祖父、父亲、兄长都是进士出身母亲还出身翰林院——一门四进士的密度简直可以说是“科举宇宙中心”。